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天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已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入，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特务）。樊不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特务”这件事，谢老（谢觉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好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廖论。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人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人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〇”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〇”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〇”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〇”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曾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奕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于，我在那里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