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轶欧居住过而刚搬走的那一间——柳克斯大楼里第181号，我们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打扫清理屋子，竟清理出半吨多的垃圾，沙发里、箱、柜里，尽是些烂纸、破书、破料衣物鞋袜等，臭气熏天，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在这样的的环境里生活了好多年？！
可是他们一回到中国，情形就大不同了。首先是他的秘书在不断增加——机要秘书、行政秘书，业务秘书、生活秘书、还有政治秘书等等。这些秘书当然都派了用场。于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他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工厂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一一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有时享受咖啡，有时饮酒，虽不常饮，但酒量很可观。1916年夏秋之交，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了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二人醉成料泥。这是他去陇东前的最后一幕。
他住进北京医院，有一次我碰巧见到了负责为康生医病的主治大夫——苏联专家，顺便向他探询康生的病情，谈话大致如下：
问：康生到底是什么病？病情严重程度如何？能医好吗？答：这要看对谁说，又怎么说。如果是一般人，那就不能算病号，而应当让他出去做工作；但对负责干部、领导人来说，那就应该当做病号看待。你不要奇怪，我们那里也是一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嘛。问：没有病，为什么还要给人吃药？
答：看吃什么药。我们给他吃的是开胃、小补品、健脑、安神的药片，使他能睡好、吃好、休息好，精神振作、心情愉快，这没有什么不好嘛。
那么康生又怎样养他的“病”呢？他除了访朋问友之外，大部分时间则用于搜集古董玩艺、笔墨纸砚、陈字古画等物常请到他那里作客的有陈伯达、田家英和我，还把他窃取的古玩文物、文房四宝等向我们展示一二，夸耀他自己的爱好特长，欣赏能力和鉴别水平。不外出时，多半是看书、写字、画画、雕刻、养花等。完全是一付不务正业、玩物丧志、没落土大夫气。
康生到北京来的心意，还不仅在于他的物质享受，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他能及时掌握中央的脉搏，能从江青那里得到最及时、最可靠的第一手情报，以便他们窥测时机，并为每一个机会苦心设什着抬高自己、出人头地的方案。他们的方案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把自己的发迹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灾难之上。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康生紧张地揣摸着大会的动向，曹轶欧则为了弄到一张列席证而疯狂活动。八大召开期间，康生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主席台的后面，曹轶欧也列席了大会。此次大会给饶漱石的问题定了性，康生立即捕捉到了这个机会，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现在才发现自己的病因正是饶漱石迫害所致（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时，也是华东局的常委，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笔者注），要我替他把信转给毛主席。我明知他撒谎，怎敢给毛主席转递这样的信？便对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饶漱石也倒了，还提他干什么？！”我没有给他转，后来得知，他通过别的途经还是转给了毛主席。此外，他还对人散布说：“凌云（延安时社会部的干部，离休前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康生在山东时，他任济南市公安局长）是特务”、“沙涛（幼年参加革命，在延安时也是社会部的干部，在山东给康生当机要秘书）监视”他。沙涛调到甘肃工作后，康生又找到当时任北亨市公安局长的刘勇，要他整沙涛，刘勇没有干。后来在“文革”期间，凌去和沙涛还是未能逃脱康生的迫害，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八大以后，康生急于要出院，要工作，但实在很难给他找到适当的岗位，最后决定暂时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安排他的工作。陆定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是候补委员，陆定一带着康生出去视察工作，总是把康生推到前面，陆定一是出于对同志的爱护和谦让，而康生却把这利用来抬高自己。
到了1958年初，八届二中全会时，康生已经很神气了，虽然尚无正式工作，但他已经以“中央首长”自居了，以大人物的派头出没于各种场合。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主席递了个“写小说反党”的条子，于是产生了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并从小说瓜葛到习仲勋，又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给死魂灵高岗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既“里通外国”，就应该有“通道”，这“通道”就是师哲、卢镜如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同志；更进而搞成个“西北集团”，于是西北籍的干部中许多人遭了殃。到了“文革”，这雪球就越滚越大了。而康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