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不同于一般同志的是她在暗自斟酌自己的抉择。有一确凿的事实足以说明：当时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志（现仍健在）问原籍探亲，江青托她给住在诸城县东门外的胞姐带去一封家信。不看则已，这一看却大吃一惊！原来江青在信中充满了对我党和她自己前途的悲观失望。这位同志疑虑再三，还是把信转交了，但返回后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似此等事，毛泽东又何以能够知晓？！
康生到北京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为了适应国内形势和当时的任务，对自身的工作安排和中央机构都作了相当大的调整。中央书记处既代表中央政治局，也代表中央委员会，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张闻天都住在枣园。书记处开会，有时请彭德怀和张闻天列席。而康生一直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样的会，并且他一直留住杨家岭。康生自己也十分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快，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他利用社会部在西安的关系，以高价为自己购买了几十盆名贵菊花，又花大钱运到延安，然而却改变不了自己的污秽面貌，反而更加丑恶。于是他为了暂避一时，并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便要求去陇东参加土改。
不久，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动向已明，康生又急急忙忙回到延安，然而他既怕死，又对战争一窍不通，于是赶忙又撤到瓦窑堡，接着东渡黄河，就在途经永坪时，如前所述，下令枪杀了王实味和几个外国人。
康生到了山西临县，晋绥分局让康生等人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给自己拚凑了一个班子，包括把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同志拉到自己身边，还特地邀来毛主席的长子岸英参加他的土改小组，说是为了跟他“学习”。1946年11月，我到兴县贺龙同志那里去办事，路过郝家坡，住了一夜，次日清晨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难怪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肯定了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肯定了康生“对分局的帮助”（这些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
接着，康生又把自己的“经验”奉献给刘少奇（刘少奇能不上当吗？），并参加了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等作法，都成了会议的正面经验，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消息传到中央，中央不得不委托任弼时替中央起草新的工作指示，下大力气纠正那些极左的作法。
全国土改工作会议以后，他带全家到了山东，担任了山东分局的书记。这是他比较得意的时期。他那在家里干投机倒把的儿子张子实也是在这时变成了国家干部，“文革”中甚至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然而，1949年全国胜利在望的时候，康生却焦急不安了。这个心思却说不出口，于是他们全家在青岛演出一场闹剧——曹轶欧的妹妹苏枚，因失恋而情绪不佳，常到姐姐家里散心，后来索性住在他们家里一起生活。然而不久却“疯癫”了，跳楼自杀，摔折了一条腿；接着曹软欧也“精神失常”了，康生也“病”了。至于他们发病的原因和闹“病”的目的，许多人心里都是明白的，只是不便说出而已。至于毛泽东，心里更是明镜一样，只不过不理他，让他装病装个够。
一直到1951年末、1952年初的时候，他们在山东闹得大家不得安宁，他们自己也下不了台阶的时候，毛主席允许他们到北京来。康生夫妇把苏枚暂留在青岛，也暂时不让儿子张子实同他来往。一切安排好，他们来到北京。
康生到北京时，我恰好在外地出差，他们被安排在中南海与我同院的上屋。我回来时，家里人告诉我：康生夫妇病重，不会客，连李克农来探望，他都不接见。叫我不要去看望。我认为他们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岂有不见之理，我还是去了。
我见到的康生，根本不像个病人。他谈笑风生，精神好得很。他拉住我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意思是说他还能工作，其意图是为了我向毛主席反映，他知道我这个人心里存不住话。大小事都向主席反映，然而我却知道毛主席对他装病是明察秋毫的，何必还去反映？但我仍想帮助他，于是向刘少奇同志反映了，刘少奇说“应该给他工作做”，表示要予以考虑。过了一两个月，康生住进了北京医院。
康生的病房，完全是一套家庭住房，有卧室、有会客厅、有厨房、卫生间等。他们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比谁都优越的安乐窝。有一次曹轶欧对我说：“在中央这里，毕竟同地方上下一样，甚至最时髦、最繁华的地方（指上海）也不能同中央的条件相比，我们深深感到还是回到中央好。”这就不难知道他们急于到北京的真正目的了。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往事一段。那是1938年，我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组织上给我分配的宿舍，恰好就是康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