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重庆去，今天又负责把他护送回来，这对得起大家。兄弟的责任是尽到了，我也感到光荣。谢谢大家！”机场上，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热烈欢呼。之后，毛主席回到枣园住处，张治中则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休息，同日乘原机返回重庆。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有些疲劳，但因他离开期间，许多事情都有了变化，所以他没有休息几天，便开始过问工作。首先他要了解前方各部队的部署和移动情况，哪些地方同国民队发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对付的等等；其次，他听说张闻天、李富春等都去了东北，有点不高兴，但没有说什么。最后听到高岗也离开延安去了东北、便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私下对我说：“西北这么大的地方，该做的事情又那么多，为什么要往东北跑？把自己的事情丢下不管，都要进大城市，只想过好的生活，不想吃苦，这算什么态度？！”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个大报告。他的话简明了，深入浅出，使干部的思想豁然开朗，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大大振奋厂精神，增强了信心，提高了斗志。他说：抗战八年，蒋委员长躲在峨嵋山上养尊处优，现在桃子成熟了，他要下山来摘桃子了，这要看桃子是谁栽的，谁浇水，谁施肥，人民培植成熟了的桃子，蒋委员长把手伸得长长的来抢收桃子，所以一场斗争是免不了的。
令人担忧的是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不佳，我每天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这时延安的各主要医院已全部撤离，在无可奈何之际，我想还是向斯大林求助。本来苏联医生阿洛夫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是很熟悉的，可是在毛主席从重庆返回后，他同苏联情报组的成员一起赶回国参加十月革命节去了。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拍了电报给斯大林，请派两名医生来。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毛主席又叫我，我到得近前，他叫我暂时不要给斯大林发电报。然而，为时已晚，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毛主席说：“做得太快了，你这佯着急于什么？！”我心想：这还不急！嘴上只好说：“我的性格就是急，历来如此。”他再没有说什么。
这时江青出面了。把我这个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拨弄得团团转。她要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让毛主席离开枣园去休养。我找了许多地方，到了安塞真武洞，那里条件太差，不适宜；又跑到柳树店附近联防司令部修建的干部疗养所。这里倒是完全空出来了。于是请毛主席去疗养所。去了以后，毛主席又觉得完全脱离了机关，看不到文件，听不到消息，更着急。我每天去看他，他都要问许多的问题，而有些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得了的。不几天，他再也呆不下去了，要求搬到王家坪的桃林去住。
在柳树店的一个多礼拜时间，毛主席每天出去访问，把那里的干部和附近群众访问遍了，因而也完全掌握了那里的情况。
王家坪桃林有窑洞，也有平房，地方很宽敞，又同军委、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靠近，他就安居下来。请了黄树则同志负责毛主席的医疗和护理，但是缺少医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正在为难之时，12月初，苏方来电说，他们以派两名医生一名内科、一名外科，不日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要我们做好准备。
派来的医生就是阿洛夫和米大夫。阿洛夫对延安很熟，飞临延安上空，他就看了宝塔山上的“延安宝塔”，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了机场的跑道走向，飞机着陆了。毛主席走上前去，亲自迎接，紧紧地抱住孩子岸英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接着同来宾一一握手。然后他们都到王家坪休息。
几天之后的一个中午，江青的事又来了。她要我把阿洛夫约到一问空屋子里谈话，尽管屋内屋外别无他人，她还是把门关了起来，她对阿洛夫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受了害，中了毒，只有她知道（有些恕不能书），要阿洛夫注意检查并发现这方面的问题。阿洛夫回答说：“根据我和米大夫二人对毛主席的身体检查，认为他身体基本是健康的，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但毛主席操劳过度，负担繁重，精神过于紧张，使他反应异常。现在要让他好好休息，安静地休息，精神和缓下来，就可以恢复常态。为此，要使他暂时少操心工作，放开国家大事，少管或不管，使神经尽可能松驰下来，也不要用琐细事情去麻烦他。可以肯定，他绝无中毒现象。因为任何毒性物质都不可能在人体内潜伏两个多月之后才发作。希望多多调养，让他好好休息。”阿洛夫和米大夫还劝毛主席多走动。到野外新鲜空气中去活动。于是在1946的初春的一天，为毛主席组织了一次春游。同行者有蔡畅同志，毛主席的爱子岸英却不在身边。
岸英回到延安以后，毛主席很高兴，得到很大安慰，有些翻译工作也由他替我代劳了，使我减轻了负担。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麻烦：岸英回来时已20多岁，求偶心切，加之在苏联长大，已是苏联人的习惯，中国人接受不了，江青再吹耳边风，毛主席甚感烦恼。岸英回到延安，又引起美军观察组的关注，岸英会讲英语，于是每次周未舞会包瑞德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