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建国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经济援助问题。要谈的不少，最迫切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通过他们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
在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在“适当时候建国”，没有提到及时建国成立政府。据有关资料说，毛泽东打算在50年上半年建立中央政府，大致在1月份成立。他曾多次说过，成立政府的事不要着急。我不是当过江西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么，当了主席还是当不了，不仅当不了，还不是一口气跑了二万五千里吗？
政协筹备会结束后，全国解放战争还在紧张进行，毛泽东脱身不开，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刘少奇、高岗率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成员王稼祥(东北局宣传部长)和徐介藩(翻译)、师哲(翻译)、邓力群(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戈宝权等。
7月初，刘少奇从北京出发，到沈阳同高岗等会合。代表团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坐苏联飞机到莫斯科。为了安全起见，飞机绕朝鲜上空转一大圈子飞抵伯力。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受到当地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款待。本来几小时就能飞到莫斯科，结果飞了六天才到莫斯科。他们沿途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很受感动。
师哲说：高岗身穿新做的藏蓝色中山装，脚蹬一双锃亮皮鞋，大背头梳的光亮，戴一副宽边眼镜，身材魁梧，显得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一路上健谈好玩，热情豪爽。他思想敏捷，表述简练，对接谈人很能应付自如，不论跟大小人物交谈都能驾驭对方，对谈话调子和话题，都能确切、得体地把握分寸。
在飞行和下榻期间，代表团几人就如何谈判问题进行商量。王稼祥在苏联工作过，首先谈了苏联和斯大林的情况。他说通报情况好办，要求苏联援助等问题恐怕有些困难，要多费些口舌，苏联是斯大林一人说了算。高岗充满希望地说，“情况要通报好，要打动斯大林，援助再困难，实质性问题非讲不可，要谈就要谈成功。我们各行各业缺乏大量专家，像沈阳机械厂、鞍山钢厂等，要恢复和发展生产，没有专家是不行的。我们缺乏资金，需要贷款，我们东北至少需要两三亿美元，还有中苏贸易……”
他们到莫斯科受到苏共领导热烈欢迎，安排住在高级宾馆。7月10日，刘少奇、高岗等应邀到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接受斯大林会见并赴宴会。斯大林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到门口迎接，刘、高等依次与苏共领导握手，互致问候。宴会准备的很丰盛，桌上杯盘棋布，几色美酒，鲜花点缀。宴会延续达四个小时，刘、高和苏共领导先后依次互相举杯敬酒，场面非常热烈。
会谈都是斯大林亲自主持进行，实质性的问题都由斯大林直接同中共代表团会谈。先后同斯大林会谈六次。代表团向苏联领导斯大林等介绍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和经验；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外交关系问题及经济贸易等。
这是中共高级代表团第一次同苏共高级领导会谈。苏共领导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罔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以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等高级将领参加会谈。
在7月11日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全面就有关问题进行介绍，提出经济援助、中苏贸易、中苏两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使斯大林对中国的胜利情况有了第一次较详细的了解，斯大林等苏联领导非常敬佩中共的胜利。斯大林当即对中国革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诸如早建国，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还有解决新疆的问题、大连撤兵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等。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他以检讨的口吻说：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干部是成熟的有水平的。他还说，由于苏联对中国不甚熟悉和了解，曾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错误的主意，“妨碍了中国革命”。
“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到损失？”他还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讲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在第三次会谈中，刘少奇讲了关于暂缓建国、成立政府的问题，他说他和任弼时“不进政府”。斯大林发问：“高岗同志参加不参加政府？”刘少奇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要担任主要职务。”他又说，建国和成立中央政府，计划在50年1月1日进行。我们想听一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请求给我们建议和帮助。
斯大林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杭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