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一个人好象在闲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象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在黄炎培等离开延安前，毛泽东问他们感想如何？黄老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迈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的路，来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二、“三三制搞得好”
1940年，德、意、日等世界法西斯势力十分嚣张，骄横跋扈，几乎吞并了整个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中国又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任何政党办好国事，所实行的政策必须照顾“中间大”的阶级利益。边区党委针对当时形势，全力贯彻我党的十大方针政策和边区施政纲领，从政权建设上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各方面抗战人民，实行民主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而奋斗。
1940年3月，边区党委根据中央关于《抗战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精神，在高岗等领导下，认真研究和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首先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试建“三三制”政权，聘请党外人士参加各县参议会及政府委员会，收到很好效果。在政权建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就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按“三三制”建立民主政权。县、乡均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全区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如绥德、清涧等县90％以上的选民参加选举。农村文化落后，有些人不懂“民主”，干部给解释：“民主就是大家来当家作主”。不识字的人用豆子投票，选举“如意的人来当家”。全区选出各级参议员三万多名，县、乡两级普遍建立“三三制”政权。高岗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宣布：经过十个月来全区选举运动胜利结束，全区选民参加者平均达90％……基本上建立了“三三制”的民意机关和政府组织。这一重大创举，是边区政治民主化的产物为各个根据地政权建设、统一战线树立了旗帜。
1941年9月1日，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中央局发布试行的《五一施政纲领》中对“三三制”政权作了法律性的明确规定，争取开明绅士和资产阶级中进步的、中间势力参加边区建设，支援长期抗战。11月，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有蒙、回、藏、汉等各族代表，有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汇聚一堂，共商国是。高岗在会上作《五一施政纲领》解释中，进一步阐述了“三三制”政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等问题。他强调指出落实施政纲领，“首先就要作到政权三三制，要大家都来参加政权，而不是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三三制政权，就是在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士占三分之二。共产党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显然决不是请非党人士来装门面，而是真正的要共产党外人士有实际做事权力。中国是这样大，这样复杂的国家，有这样多的人口，共产党员才50万，共产党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包办的。全国的人才多的很，不让他们进来实际管理政权是要不得的，共产党决不这样做，谁要这样做了，……谁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员当选过多，党可以决定党员退出，让出位置给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是那样说的，也是那样做的。在这次选政府委员前，高岗代表王维舟等同志退出候选人。他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在候选人中占的太多了”。按比例多了一个党员，徐特立请求退出，民主人士白文焕依次补上。
边区和县、乡根据高岗的指示精神，各级参议会和政府领导干部中，都做到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的标准。争取了大量的爱国抗日分子参加政权管理。有些地区不愿意选非党人士，高岗指示共产党员带头选他们，并宣传群众选他们，从而实现了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民主抗战和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还有富农、地主、少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