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大海里。因此，中国的革命，“不能不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道路，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千万优秀共产党人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使农民在革命实践中脱胎换骨跟党走，中国的革命没有打不胜的道理。”他说不要再迷信苏联的经验，“不要相信中国无产阶级速胜的呓语”，一切中国人自己做主，借助于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复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顿开茅塞，心悦诚服。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夺回军事指挥权时，有王稼祥的一大功劳。
毛泽东到延安后和高岗谈话中多次讲到这些道理，使他对农民的力量、意义认识更加提高，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正确。这也是他紧紧跟随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太弱，工人占不到1％，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民深受土地危机之苦，土地危机一定有助于他们鼓动全国，动摇蒋氏政权。同时他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朱理智要攻城市，强调“提拔工人在领导机关、保护无产阶级领导权”，无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只是他们从“北方”带来的“奇货”贩卖而已，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毛泽东到延安不久，找高岗、肖劲光谈军事问题时，又一次赞扬延安：“我们的延安很美啊！不要小看延安这个地方，我们走了两万五千里，几乎把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了这块落脚之地。这是我们的资本，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在这里扎根，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他还强调军事工作，根据地、政权要靠枪杆子取得的重要性。毫无疑意，中央红军经过十多省一年来的长征途中脱险后，有个安身立命的家，自然感到“家”里的温暖。
三、为东征扩红筹资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中央军委成立动员部，派高岗到陕北省负责扩大红军，准备东征，跟日本军直接作战。随他到陕北省延安、赤源、延川等县扩红的还有高长久、贺晋年等。高岗到秀延县扩红，他依靠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发动了扩红宣传运动，组织男女青年秧歌队，宣传队，深入村庄，通过唱歌、扭秧歌，说快板，说评书，演节目等办法，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动员青年参军。高岗组织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有《送郎当红军最光荣》、《要翻身只有当红军》和《一人当红军全家都光荣》等，特别是组织了一批青年妇女宣传队(女同志，女宣传是新名称)和儿童团的宣传号召力最大。“女宣传”一到村庄演唱：“三月里三月三，男当红军女宣传，一心呀要共产，人人把身翻……”“只要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宣传队进村，群众说快去看女同志唱歌，小红军(少年)讲话，周围群众都来看热闹。
高岗利用这些场合多次发表动员讲话，号召青年参军保家保地保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他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与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国民党的军队是维护地主豪绅的利益；红军是保护咱贫苦老百姓胜利果实的军队，没有红军保卫，咱们的胜利还要得而复失，又叫地主豪绅抢去的”。“日本正在侵略中国领土，从东向西打过来，没有共产党领导红军和全国人民抵抗小日本，咱们就要受到日本鬼子的欺侮”。他还说：“中央红军为了革命，为咱贫苦老百姓，从江西南方，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为消灭反动派，爬雪山过草地，经过千险万难，吃尽了苦头，咱们和他们比比，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要有人的出人，男当红军女宣传，有钱的出钱，为打倒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出人出钱。”经动员后，秀延县出现“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局面。
在扩红运动中，他们坚持贯彻拥军优属政策，把扩红和打土豪、分田地等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军属优先分好地，分牛羊和财物，开会、看戏坐前排，家里缺劳动的给代耕，使军属既感到光荣，又得到经济实惠。广大贫苦农民祖祖辈辈受苦受压受剥削，对国民党军阀、官僚和土豪恶霸早就恨之入骨，原来无力量报仇雪恨，一经宣传动员，提高了觉悟，认识到“当红军光荣”，“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到处讲“要翻身当红军，当红军才能过上好光景。”一传百，百传千，改变了广大群众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观念。
高岗很善于发动群众，群众听了高岗的动员，“呼”地成了燎原之势，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军。秀延县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有2000多名青年参军。中央军委、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办事处、陕北省政府及时表扬了秀延县的扩红事迹。《红色中华报》连篇报道了秀延县的扩红成绩和经验，推广到全省、全边区。贺晋年、高长久等同志在清涧等县推广运用了秀延县的经验，发动扩红运动。报道中说“秀延县扩红得第一位”，“秀延县扩红走在前边，筹集经费超额完成任务”，号召各县“向秀延县学习，向秀延县看齐！”中央军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刘志丹)把秀延县树为扩红榜样，立为“擂台”。在秀延县的带动下，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