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也完全符合西北革命运动过程中的实际。毛泽东同志只能在遵义会议经过串连、做个别人的工作，战胜了错误路线，也是在失去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没有干扰才取得军队领导权，也只能到达陕北可靠落脚的根据地，才获得系统地说明中央对这样重大的政治策略问题上的诸多问题。毛泽东这次的讲话之所以对高岗印象最深，就是毛泽东讲的正是高岗想的；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正是高岗所实行的所谓“右倾取消主义”；毛泽东批判的“关门主义”、“急性病”等，正是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中感到的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问题。面对现实，感受很深。他原来认为朱理智等人的那一套和现实不对头，但从理论上又说不清，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才明白了中央也有两条路线斗争。
实际上毛泽东曾受过错误路线的迫害。到延安他对高岗忆旧时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在城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毛泽东到湖南搞调查目睹农民运动写出考察报告，他认为农民一定会起来，是二十世纪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元勋，所以他大胆地采取了一个合乎中国历史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战术，发动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然后向城市进攻。他在井冈山创建了根据地，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0年斯大林派年仅25岁在苏联读书的王明为第三国际代表回到中国。列宁逝世后，第三国际就成了斯大林的工具，而中国共产党就纳入了第三国际的指挥下，自然成了工具的工具。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把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改为推向城市。毛泽东认为当时革命力量薄弱，先搞城市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会大伤元气的，因而大力反对。他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认为中国的事情应由中国人按中国情况自己定，不应由外国人来决定，他反对外国插手。但是，当时中共的一些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把自己的脑袋交由斯大林来摇，自然把毛打成了右倾保守者，“狭隘经验主义者”，斯大林甚至说毛泽东是“异端分子”、“红皮白心萝卜”。博古嘲笑毛泽东为《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他们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李德在湖南召开的军委会议上挥舞着拳头大吼“毛泽东盅惑人心，阴谋篡党夺权……”因而毛泽东多次被排挤，撤职，降职，调离部队，倍受折磨，致使红军损失极大，根据地缩小到不足6个县的地盘。1933年夏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后，于6月8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确定实行“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采取“战备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的滚铁式战法，李德以阵地战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湘江战役损失更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不得不撤退出根据地。撤退时博古、李德不让毛泽东跟大部队走，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力争下，才同意随部队转移，幸于34年10月18日离开根据地。蒋介石的军队没用一枪一弹大摇大摆踏着红军的饿殍，举着青天白日旗帜进驻赤都——瑞金城。我军被几十万敌人，围追堵击，赶出几个省，从南国赶到北国，正是“东方不亮有西方，南方黑了有北方。”
“另觅宝地，落脚求生，东山再起。”毛泽东一直认为早期红军失败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有关系。把“中国共产党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军由30万人损失到2万人左右。我没有怪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当时中共不少领导也同意王明、博古的那一套，不赞成毛泽东那一套“农民游击战术”，和毛关系较好的王稼祥也不赞成那种适合农民口胃的做法。他认为中国农民革命毕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只满足于农民运动。如果这样，与李自成、洪秀全又有什么区别呢？可他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极为重要的方面，这是和李自成、洪秀全根本区别的所在。
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卅年》一书中说：在敌人第五次进攻红军时，“红军因为党的中央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没有能击破敌人的进攻。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在此期间，全国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遭到‘左’倾分子同样的损害。各地红军，除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领导的陕甘红军外，都先后退出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长征。”“在国民党第五次围攻以前，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到陕北会合之后，总共不到三万人。但这是红军和党的极可宝贵的精华。”
毛泽东一贯认为“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赢得农民”。他在长征的路上和王稼祥讲，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乃至博古的左倾幼稚病就在于对中国现状把握失当。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不成熟，怎么能照搬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教条呢？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哪怕城市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最后也会消融在小农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