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
聂鸿钧、朱理智先后到达陕北，对西北军委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等和二十六军领导怀有偏见，多方刁难、找岔子，没作深入调查，只听信某些人一面之词如说什么“从太原、西安来的‘来路不明分子’，有的是张慕陶派来的，有的是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如李西萍(已经逮捕)在苏区破坏活动事实”等等，“这些人能进来都是刘志丹、高岗引进来并受到他们的包庇”，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高岗是刘志丹的谋士，是一个‘党棍’。”聂、朱听了这些不实之词，进一步印证了上海和北方局交待的情况，两人坚信无疑了。殊不知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交待的情况正是来自郭洪涛同志的报告。聂、朱按照上海、天津“指示”“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问题”，坚定了开展“肃反”的决心。他们一股脑儿贯彻王明路线，搞得腥风血雨。
刘志丹、高岗率领主力红军南征北战，粉碎敌人发动的“围剿”斗争，聂鸿钧、朱理智等在后方策划“肃反”活动。朱理智自任中央驻陕北代表团的书记，自授命有领导西北工委、军委的职权，严重干扰了西北苏区的工作。
7月15日，朱理智、聂鸿钧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上由朱理智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五封信。会议没有让在前方打仗的工委委员参加，擅自撤销了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的职务，把他批斗了一顿派到米西县当副书记。朱理智自任代表团书记能直接领导西北工作而代替了工委的职能，又以代表团书记的职权，指定聂鸿钧为西北军委主席，不设副主席，刘、高在军委的领导权自然消失，朱、聂轻而易举篡夺党和军队领导权。
永坪会议开了几天，几乎是朱理智一人讲话，除宣读上述5封信外，又掺和自己“左”倾观点，大加发挥，形成左上加左。他们为了推行左倾路线，朱聂等人一唱一和，自编自演地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以“肃反”为名的夺权目的更加合法化。“决议案”围绕西北党内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中心，对西北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和规定，说什么“两条道路即苏维埃与殖民地的斗争同样在西北尖锐地表现出来”，要求“西北党共同努力”，“迅速创造一块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四方面军和25军已退出根据地)根据地，更荒唐地提出‘打通新疆和外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已经胜利的发展着。”还说：“中国目前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日益动摇崩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另一个是新兴的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的政权军事崩溃、财政恐慌、碉堡政策失败，甚至说“国民党区域日益缩小，武装力量削弱”，“白军战士走向革命道路”；“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中占全国六分之一”，说什么“我们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前面”，“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他们自吹这是“列宁主义路线”的估计。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估计，说什么“陕甘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对第三次反“围剿”，提出了错误的方针、任务，要红军全线出击，还提出“反对崇拜枪杆的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奇谈怪论。
永坪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夺取绥德、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中心城镇”，“不让敌人践踏苏区一寸土地”，还无根据地提出“神府和绥德、吴堡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并要“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即铜川)、耀县、泾阳发展，坚决执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合水发展”。要在敌人重点驻守的洛川开展工作，消灭甘泉、富县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向宁夏、三边等地发展，“打通国际通路”等等。他们对当时敌我力量不作任何对比分析，对红军主力如何部署没有具体措施，只凭理想主义空谈宏论，坐在后方安全的办公室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捏造以攻坚战取代运动战，光说大话、空话，做出超越实际的极左的“四面出击”的所谓决议。他们好象有撒豆成兵的法术，舞文弄墨，对敌人磨刀霍霍，气势汹汹从四面包围来却无动于衷，住在后方策划在西北党内、军内“肃反”。正如列宁曾经批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他们把口气当力气，想推翻一切，改造一切，是智者无知。他们在社会政策上也推行左倾政策，肉体消灭地主，富农分坏地，打击中农，还提出农村实行六小时制，改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
刘、高看到“决议案”坚决反对，刘志丹说：“这是做梦。”高岗说：“不是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吗？拿什么打通国际通道？”
刘、高认为我们的部队连游击队加在一起不足一万人，面对国民党装备精良的10万部队四面包围，只能采取“集中全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朱理智却认为是“右倾取消主义”，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