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看到刘、高的做法是正确的，抵制代表团的做法，首先被抓起来，骂他是“叛徒”，是刘、高的“走卒”，往死里整，把他和张秀山等吊起来、鼻孔里灌辣面水，张庆孚被整得精神失常。
监狱里没有任何人道可言。监狱是特制的，原来的旧窑里做几个小洞子，没有铺盖，地上垫些谷草，叫你站不起，活动不成，一动干草吵吵作响，看守进来用刀背、枪托乱砍乱打一顿。有个“犯人”听到隔壁审讯室打得惨叫，神经受刺激拼命向外冲，进来几个战士不分清红皂白向那人戳了几刺刀，倒在血泊中，然后又拖出去砍了。“犯人”吃不饱饭，喝不上水，害病硬撑着，往死折磨，有一个“犯人”拉肚子也不让出去，便在脚地下，弄得满窑臭气熏天。“犯人”的衣服长期不脱，身上的虱子一串一串，高岗、习仲勋、张策等要求松开绑捉一下虱子，被站岗的打了一顿。高岗质问说：“为什么打我们，我们又不是蒋介石。你们有本事去打蒋介石……”站岗的说“你们是蒋介石派进来的，打你们和打蒋介石一样”。天冷夜长，不许出去小便，他们只好便在吃饭的碗里第二天放风时倒掉，然后拿来再吃饭，真是残忍至极。
在审讯中他们用尽了极残酷的肉刑，指名逼供。高岗在被审讯中，坚持了党性和无产阶级革命气节，进行了坚决抵抗和斗争。他在监狱里还编顺口溜：“手绑麻绳脚带镣，身上披个烂麻包，头上戴个八挂帽，光脚丫子满地跑。”“不知犯了什么罪？”他的抗争顺口溜招来多次毒打。
这样，后方指名逼供的名单送前方抓，前方逼供的名单送后方抓，背靠背逼供，两面抓人。后来逼得有人连保卫局长戴季英和朱理智等也被供为右派反革命，他们气急败坏地将供词的人暗杀了，有的惨遭活埋。
陕甘边党政至县书、县长和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无限上纲，无限扩大，戕害好人，枪打、刀砍、活埋了好干部、好党员很多名。高岗等人的监狱后院已经挖了一个大坑，随时都有可能将这些人无声无息地埋掉。高岗妻子杨芝芳、儿子老虎(即高毅)成天提心吊胆打听，杨芝芳在被服厂工作也被开除，她让老虎出去看他爸爸被抓没有，见每拉回一批蒙头罩面人，老虎跑来说“又拉回来一批土豪”。后来从高朗亭那里得到高岗被抓的消息，她母子揪心裂肝，天天盼，夜夜盼老高放出来。她几次找范子文、雷恩俊打问，他们未给告诉。
这次“肃反”铸成浩劫，一批党员干部为创造和巩固陕甘、陕北根据地在陕甘边打退敌人多次“围剿”，陕北打退三次“围剿”，同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枪林弹雨，铁血交织，天当被子地当炕，脑袋别在裤带上，出生入死，幸存下来的没有死在敌人枪口下，却被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关的关，杀的杀，活埋的活埋，弄得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干部躲避，群众外逃，军队恐慌，离散情绪日高。据资料记载，枪打、刀砍、活埋200多人。苏区到处议论刘志丹、高岗等“被关起来”，“二十六军的机关枪被二十五军缴了”，“二十五军是白军，假装成红军来消灭二十六军的”，二十五军也为“左”倾路线执行者背了新黑锅。不过，没有二十五军作后盾，朱理智等不敢向刘、高等下毒手。陕北苏区人人自危，区乡干部见二十五军躲起来，打发群众应付差事。军队互相戒备猜疑，冲突时有发生。有的内部互相对打缴械，有的投敌叛变，之后宗文耀、金铃等带的几股游击队叛变引发了有名的“赤安事件”、“三边事件”。陕北游击队、赤卫军准备劫刘志丹、高岗等人的监狱。被刘、高整治的地主、豪绅、反动派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打上白旗搞反攻倒算，控诉刘志丹、高岗的“罪行”，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水”活动，夺回了农民分得的土地、财物，搞得根据地党政军民惶恐不可终日，党政领导机关不出来制止。地主豪绅逼债户交付已经宣布废除的债务，从而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共产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人心冷淡，各有散心，部队战士开小差成风，领导辞职当战士。
以朱理智等为代表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对边区党和革命造成极严重损失，吴生秀说：“不是毛主席来到陕北，刘志丹、高岗他们要被整死的。”在习仲勋的回忆里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活埋了。”天意也吧，机遇也吧，他们在断头的时刻被挽救而幸存下来者，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