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杨森、刘景范、张策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指令前方立即在军内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聂鸿钧、徐海东等研究执行省委的指示时怕出乱子，徐海东提出为避免弄错，最好等中央来解决较好，没敢轻举妄动。军团部在劳山战役中从俘敌手中缴获电文得息，朱毛红军已到甘肃的陕州，“有流窜陕甘边模样”，不能让其会合。
在军团部会上研究下步出击计划时，高岗、刘志丹主张部队西出环县、庆阳，迎接中央红军。军团会议同意高岗等人的意见，决定出兵环县、庆阳之间，接应中央红军，并将军团部的决定报告省委。省委没有同意并未答复，有人竟说什么“中央红军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徐海东、聂鸿钧等给省委去信催问后，省委才答复：在甘(泉)鄜(县)之间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这实际是按兵不动，加速了所谓“肃反”，要赶在中央红军到达陕甘之前，解决刘、高等同志的“右派反革命”问题，企图造成既成事实。
前方军团部没有执行在军内进行肃反的指令，仍打算西出环县、庆阳。朱理智等送紧急指示到前方，信中严令停止红军出击环县的行动，指出“这个行动可能发生事变，造成罪过”。“刘志丹、高岗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助解决。”
十五军团接到信，原地等待并写信催促郭洪涛快来。军团部把刘志丹和高岗隔离开来。高岗和杨森等被调到安塞县后方地区，以防“发生事变”。结果郭洪涛没来，来了个程子华，他有病，坐的架窝子，以十五军团政委前去执行任务。聂鸿钧、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研究，仍没敢下手，因当时二十六、二十七军有五、六千人，二十五军连补充了几百兵员还不足两千人，加之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对刘志丹、高岗很爱戴，就是二十五军的官兵，对刘、高也有了感情，他们亲眼看见刘志丹、高岗在行军中只骑马，有时还让有病的战士骑马，自己步行。特别是高岗在劳山战役中，赤膀上阵，英勇冲杀，以“刺杀手”在部队传颂，二十五军官兵对高岗产生了敬重之心。在前方抓起来，既不利于当时的紧张战斗，又怕发生事变。因而决定采取分而逮之的办法，将刘志丹骗哄调回后方工作，然后再分别抓高岗、刘景范、习仲勋、杨森、马文瑞、张策等一批党政军领导。
刘志丹随即带着警卫员谢文祥动身回后方，从下寺湾的王家坪军团部驻地出发路过安塞县的真武洞时，碰见了省委的通讯员又去军团部送紧急信。通讯员不知底细，他认得刘志丹是军团的领导遂将信交给刘志丹，志丹拆开信看见，正是一份逮捕他和高岗等几十人的名单。刘志丹看后把信封好，交给通讯员并说：“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到瓦窑堡去了。”并给高岗写一封信，说这信你看后交给军团长，绝不能让红军打红军，他连夜到中央代表团住处去了，给他们汇报，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志丹和警卫员快马加鞭到瓦窑堡，结果一到就被抓了起来，连警卫员也抓起来，刘志丹的坐骑成天不下鞍，造成别人虽见不到刘志丹，以为是在忙开会，准备走的假象。随后把马也藏起来，怕人看到刘志丹的马，志丹的爱人同桂荣及其女儿贞娃(即刘力贞)天天打听，等待志丹回来，却一直未见到。后方把刘志丹抓起来，通知前方聂鸿钧等按省委通知的名单，即在高桥、王家坪、卅里铺等地将高岗、杨森、习仲勋、马文瑞、张策、刘景范等陕甘边党政领导和二十六军领导抓起来。他们作贼心虚，不敢公开抓人，都是以“开会”、“研究要事”等为名骗来抓人。保安民团胡继元、高景山(就是前面说到的为“老人过周年的高区长”)带70多名全副武装起义，跑来下寺湾找刘志丹、高岗投奔红军。白天还组织了一个欢迎会，当晚以设宴招待领导为名把10名大小头头都逮捕起来关进监牢，在军队和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战士们说：“红军的政策变了，以往欢迎来投降，优待俘虏，现在如此对待他们，以后谁还敢投降我们呢？”陕甘西区办事处主任张策是从保安骗回来的，当天下午还是欢迎民团的主持人，晚上也被抓起来，和民团头头关在一起，民团头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真是荒唐至极。之后将起义的民团头头，以土豪恶霸用黑布袋子套在头上，拉到十五军团驻地窨子沟集体挖坑活埋。
陕甘边和二十六军被抓起来的“右派反革命”，经过一番打扮，被巧装成国民党的俘虏，头上套一个布袋蒙得严严实实，从王家坪(军团部驻地)出发解押送到瓦窑堡，脚上戴八斤镣，手上卡三斤铐，手铐不够，用绳子把手捆着，投入牢房。高岗、黄罗斌、郭宝珊、任浪华、孔令甫、张策等关押到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不分昼夜，轮番审讯、逼供。有人甚至诬蔑刘高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刘志丹知道自己要遭逮捕，还来瓦窑堡是为骗取党的信任”，“解放六座县城消灭白军，纯属反革命欺骗党和群众耍的花招。”张庆孚(即张胖子)是34年上海中央局派往陕北的特派员，他一到陕北按“左”倾观点指责刘、高右倾。经过一段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