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

    前总率部回师安定在杨园则、唐家川休整，针对敌人进攻态势，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确定实行“东击北攻，集中南下”的战略决策，取得胜利。

    一、排除“左”倾干扰痛歼晋军

    在陕北反“围剿”战争中，我陕北第一、三游击纵队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布置，分别向神府、长城内外发展，积极配合红军主力反“围剿”斗争。第一纵队在横山县候家高山(今为子州县)伏击了武家坡敌八十六师1个连，后又袭击贺草峁民团，两次歼敌近300人，缴枪200多支。第三纵队趁夜袭击横山县油房头民团。

    红二十六军第一、二团和骑兵团，根据西北军委、前总的动员令指出的“向西牵制，向东出击，西面监视敌六十一师，东面袭击敌四十二师”的方针，在宜川、洛川、甘泉、宜君、白水等地区打击敌人，开辟游击区，他们控制了咸榆公路宜川——洛川段，牵制了敌四十二师的行动；关中地区张邦英等指挥的游击队沉重打击南线敌人并阻制其北上，有力地支援了陕北主力反“围剿”战争。陕甘边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前总在唐家川召开解放6县庆祝大会，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刘志丹、高岗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前敌总指挥部成立以来坚持人民战争方针，贯彻“动员令”的精神，取得伟大胜利。他们在讲话中回顾了几个月来，两军同力协作，发扬了英勇顽强和连续战斗的作风，转战几百里，解放了6座县城，拔掉不少敌人据点，歼敌正规军2千多人，地方武装3千多人，缴枪3千多支，子弹30万发，轻重机枪2百多挺，各种炮几十门，把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在20多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发展到30多县的广大地区。

    1935年7月，山西闫锡山部李生达、孙楚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黄河，对吴堡、绥德进行“围剿”，并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针对晋军进攻态势，我前总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决定向东挺进，打退晋军，然后南下打击东北军的战略方针。刘、高根据这一方针，部署作战方案，安排了后方的工作，派黄罗斌带1个团主力南下配合地方游击队，牵制敌人，侦察东北军的行动，为主力东击北攻后南下作战摸清情况。在红军主力东进攻打晋军前，刘志丹、高岗亲自指导各团、营、连层层加强部队整训，补充兵员，总结经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培训补充新兵以适应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

    他们对后方工作也作了具体安排：王世泰伤愈回部队接替吴岱峰代理三团长职务，吴岱峰到后方负责办干部学校，培养营、连、排干部；组建了后方医院、服装厂、枪械修理等后勤单位，并派得力且懂行的干部担任领导。刘志丹妻子同桂荣、高岗妻子杨芝芳等一批家属安排到被服厂工作。高岗对后勤工作明确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打仗是打后勤，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后勤工作好坏是至关命运的大事。

    西北红军在前指的指挥下，打出陕甘、陕北一片红。西北工委和军委机关从山沟里于7月初进驻永坪镇，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也搬到这里。在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坚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后，认真总结经验，研究部署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并且开始实施反“围剿”作战方案的时候，上海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智、聂鸿钧、刘炸夫组成驻西北代表团，于1935年7月初来到西北工委驻地永坪镇，朱理智等带着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左”倾路线“交底”的框框，找“郭洪涛做为助手，当参谋”，下车伊始，乱批乱斗，进行错误的肃反运动，给陕北、陕甘根据地和二十六军造成危机，铸成严重的错误。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过程。1934年初，郭洪涛同志从北方局回来根据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左倾思想标准来衡量陕甘、陕北的工作，认为刘志丹、高岗等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郭洪涛同志将情况向北方局代表作了反映。1935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局代表据此组成朱理智、聂鸿钧(朱、聂曾在河北省委工作)、刘炸夫(因故未来)三人为驻陕北苏区代表团。聂鸿钧(曾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前往上海与中央局联系，在离开上海前，贺昌炽(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三人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满洲、河北、陕西和北方局代表联系，巩固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和聂谈话时说：“北方局代表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专门挑拨陕北、陕甘的对立，挑拨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对立；右派活动人物主要是黄子文、蔡子伟等；刘志丹、高岗等思想很右。”他要求代表团去陕北，“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的问题”，“检举内奸清洗党内异已分子。”(见聂鸿钧回忆)

    5月30日，聂鸿钧从上海到天津，北方局(在天津驻)高文华书记向聂鸿钧介绍情况和上海谈的情况一模一样。在聂鸿钧脑子里铸定了一个印象，他认定陕甘、陕北的情况属实，是右派掌权的问题，要抓右派反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