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对西北国民党反动派震动很大，使革命人民倍受鼓舞。但是这支革命武装，在“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杜衡手里终于断送在渭华。年仅28岁的高岗临危受命到陕甘边又重建起二十六军，开创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显示了他的胆略和魄力，力挽危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参加领导耀县起义与西安脱险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红军不断壮大，吸取了寺村原根据地失败的教训，按照省委决议精神，以照金为中心的苏区建设成效显著。1933年6月，杜衡的“左”倾路线又膨胀起来，骄傲自满，一意孤行，此前杜衡提出组建骑兵师，北上打通“国际路线”，遭到省委多数同志反对后，又主张南下，要在靠近西安创建根据地，于6月中旬在照金北梁会议上，杜主持决定强令部队主力二团南下，在渭华开辟根据地。参谋长刘志丹等起来反对，杜批评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刘志丹是老右倾”。还说，在渭华建立根据地，“有华山之险，群众条件好，是敌人交通大道，给敌人威胁更大。”离西安近，随时可以夺取西安，“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战士们用高岗的话说：“将来要办到的事情现在来做，就是倒穿鞋，根本走不出去”。

    杜衡的脑袋一热，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亲自带二团400多人，选配精良武器，远离根据地，行军到霸桥附近的寇家庄后，沿路打了几仗，被敌人吓破了胆，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临时委任汪锋为代理政委。他临走时向部队经济处要了一头毛驴，拿一匹兰绸子和20两烟土，50元银洋，只身离开部队。杜衡走后，未回西安，在三原县境内游逛。省委得知二十六军南下的行动，立即决定由时任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阻止南下，恰好碰见杜衡，随即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召集三原县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游击队负责人杨声(即刘映胜)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进行严厉批评，并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党支部，立即按照省委指示，阻止部队南下。结果部队从照金出发，日夜兼程，在6月30日左右已渡过渭河。又派人去追回，却末找到。二十六军南下孤军深入虎穴，人地两生，前无依，后无靠，群众基础差，跟十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奋战两个月，在张家坪战斗中，被敌人四面包围，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刘志丹、汪锋、王世泰等带一小部分战士，分散活动一段时间。敌人捉不住刘志丹不罢休，搜山捉人，并重金悬赏捉拿刘志丹。经过艰苦努力创建的一支革命主力武装部队，被敌人摧毁在渭华，基本全军覆没。敌人到处喧嚷：“二十六军失败了！”“活捉匪首刘志丹。”“刘志丹枭首了！”

    是年三、四月，高岗到杨虎城部驻耀县王泰吉骑兵团策动起义投入抗日阵线，王泰吉原是共产党员，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扣押解往南京，失掉党的关系。所以长期以来，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在高岗工作后王准备起义投靠红军。一次打发他的老同学何寓础(是小学教师、共产党员)去西安找省委派人来领导起义。何到西安找到共产党员李赋言，把王泰吉的意见转告省委。省委责成高岗负责联系，高岗接受任务后，派余海丰以军委特派员身份和何寓础联系，余海丰向何寓础传达了军委高岗的意见：“这很好，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要是王泰吉骑兵团能这个时候起义，在政治上、军事上对革命都有利。”又说：“我将你们的要求报告省委，研究后告诉你”。不几天，余海丰和高岗向省委汇报情况，并将省委的意见转告何寓础：“省委欢迎王泰吉起义，而且决定派人领导起义，只是事先须跟王泰吉本人接头，以便具体研究有关事宜，作好准备。”接着，高派余海丰和何寓础一起到耀县和王泰吉接头。王泰吉高兴地接待了余海丰并汇报了起义的意见，表示了决心，就有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

    由于这次起义事关重大，余海丰请求省委派负责同志代表省委来领导起义。余海丰走后，王泰吉积极准备起义工作，到西安在杨虎城司令部领取一批军用物资，打算连人带物一并拉出。但王泰吉往回押运物资时被红军游击队袭击并将物资截掳去，王泰吉脱险逃回耀县。截击事情发生后，省委对派人领导起义迟疑一段时间。可王泰吉仍立等省委派人来，遂派他侄子王振民(地下党员)去西安联系。

    王振民到三原恰好碰上杜衡，杜衡派杨声去骑兵团领导起义。这时，省委也派高岗以省委特派员到耀县了解情况伺机领导起义(杨声到耀县省委不知道)，高岗到耀县，骑兵团已经起义。那是1933年7月21日下午，王泰吉率全团官兵在药王山下的耀县故城宣布起义，在石川河滨号声嘹亮，红旗翻腾。起义后，王泰吉、高岗和杨声领导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收拾了全城的反动武装，收编了民团、公安局的警察，还吸收一部农民参军，连起义部队约一千余人。同时收缴一部电台，四门迫击炮，马骡数百匹。起义部队打开监狱，放出了“犯人”。高岗以省委代表身份给王泰吉恢复了党籍(未公开宣布)，并临时决定起义部队暂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