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多为保护生命财产而入伙，占山为匪的“山大王”也不少。刘志丹经码头山龙头大爷马海旺介绍加入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刘大爷。刘、高利用哥老会成员身份，对这类“龙头”、“大爷”和“山大王”采取联合、争取工作和宣传教育他们走革命道路，利用他们的地盘作联络站或隐蔽所，夺取武器、扩大力量，龙头大爷马锡五经过宣传教育，1930年春带百余名成员参加革命。安定县龙头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1936年担任红二十九军军长，马锡五当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在开创时期，哥老会成员为革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斗土豪，分田地，献枪支，捐粮食，参军参战，外出买武器，给红军通风报讯，当侦察员。海旺家成了红军的兵站，后来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全国进步哥老会组织的副主任，陕甘宁边区中华救国会副主任。毛泽东在1936年7月15日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高度赞扬说：“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
1931年5月，刘志丹在职田镇期间，为了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组织贫苦农民打富济贫，吃大户粮，派补充团团副陈鸿滨向当地大豪绅刘日新要20石粮，限期送来，刘日新顶碰陈部时被战士踢打后而上吊自杀。这一带地主、豪绅借此大作文章，联名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省党部(刘日新的儿子在省党部干事)告刘志丹是共产党，准备搞兵变。于是苏雨生根据省党部指示诱骗刘志丹到彬县逮捕下狱，并派兵缴了补充团的枪，将人员编为苏部的一个运输队，魏佑民、刘约山任正副队长。共产党员师智才奔赴西安和刘映胜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省委即指示当时任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的南汉宸(中共党员)和军委高岗活动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营救刘志丹。高岗、马志贞先至彬县积极采取措施营救，通过关系在监狱探望志丹，并观察地形，命刘景范等组织力量，准备劫狱。同时指示苏雨生部的地下党员和通过苏部进步势力的活动，给苏施加压力，使苏雨生部下埋怨苏不该把刘抓起，拖延时间。省党部连续两次急令苏雨生，将刘押送省上处治。苏正准备押送，省党部又来紧急命令，要苏就地处决刘志丹。志丹得息毫不畏惧，并对来探望的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处决刘志丹的命令难住了苏雨生，既不敢放，又来不及送，也不忍杀在他手里。正在左右为难时，杜斌丞奉杨虎城命到彬县视察，令苏释放了刘志丹，使刘志丹捡的一条命。
高岗、志丹等住在彬县一小店里，杜斌丞去看望并面授机宜，说：“你们应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要站在长线上，不要站在短线上(后、短线指国民党)。”高岗向刘志丹等传达了省委指示，计划在甘肃策动五个旅的兵变计划，刘、高等研究了贯彻省委的指示，决定到平凉和甘肃警备司令陈圭璋谈判，准备收编在宁县李培霄的饥民武装近千人，改编一个旅，暂归陈部，待后拉出来，打出红旗。陈圭璋的副官李勤甫(志丹的老乡)到天津为陈购买武器回来，路过彬县也被苏雨生扣押下狱，恰好和刘志丹关在一起，经谷连舫(苏部副旅长)周旋放出来。高岗、刘志丹和李勤甫交谈，李约请高岗、刘志丹到平凉陈部共事，这样两方不谋而合。杜斌丞的秘书姬伯雄将他们俩安排到李勤甫运武器的车上一起到平凉。苏部地下党员白冠伍相送到彬县大佛寺。刘志丹临别赠白冠伍一首诗：“丹心绵绵欲诉君，五中耿耿千秋明，西出阳关击螃蟹，旭日东升遍地红。”高岗改了两个字，递给白冠伍。他们到平凉经陈圭璋的警备团长刘保堂(保安人)积极推荐，李勤甫鼎力相助，陈圭璋也对刘志丹很敬重，任命刘志丹为十一旅旅长，刘保堂的警备团拨归十一旅并任刘保堂为副旅长，驻防甘肃正宁、宁县一带，高岗积极帮助刘志丹招兵买马，扩建武装，部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高岗在平凉地区继续搞兵运，贯彻省委5个旅的兵变指示。
其间，杜斌丞向杨虎城、邓宝珊建议：要搞西北大联合，否则斗不过蒋介石。杨、邓有同感，构成争取陕、甘、宁、青、新杂牌军队和中共武装联合，力争实现“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的意图。杜斌丞为实现这一意图，曾几次奔走甘肃、青海，和军政要人及各方实力派磋商、沟通。1931年秋，杜斌丞两次到甘肃，打算利用杨、邓的实力，首先实现“陕甘一体”，然后再向青、宁扩展。他首先到平凉与各自为政且和共产党游击队有联系的驻平凉新编十三师陈圭璋部联系。高岗等到杜参议住所拜访、交谈。杜向他们透露了西北大联合信息“打开后门，关住前门”。杜斌丞的韬略恢弘政治家的风度，对高岗扩宽视野，受益匪浅。他表示但愿如此。可他认为西北的军阀头子，没有爱国的思想观念，画地为牢，各霸一方，派系纷争，各怀异心，都是想当土皇帝，非枪杆子，很难统一起来。经过交谈他们之间友谊更加深厚。
不久，高岗回陕北搞军事活动，在安定被捕处以死刑，幸得同志的设法营救出来，化妆成脚户逃回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