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完全同意，并一块商量了对策，决定让曹又参到庆阳以麻痹、消除石子俊怀疑的策略，并设法将曹营所辖的四个连全部调进庆阳，实现清除石子俊的计划。恰在此时，高岗获息刘志丹带的游击队南下受挫回到盘克原，他遂派人和刘志丹的游击队联系，要游击队接应。高岗为红军增强力量，稳定情绪，在曹又参到庆阳部署清除石子俊期间，高岗和高鹏飞、曹胜荣等共产党员研究决定先组织一、二连发动兵变。7月19日(一说21日)利用部队出操、打拳训练的机会，诱带队的潘立挺营副打麻将牌，在赌场将其击毙，拉出两个连队伍近200人、枪。
西华池起义，高岗为高鹏飞出谋划策，撑腰壮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威逼二连胁从起义的意见是高岗提出来的，有些人不同意，怕影响一连起义的成功。在这方面高岗比高鹏飞经验多，胆子也大，指定曹胜荣负责，使这次起义成功。起义后，高岗、高鹏飞带领起义部队，转辗到宁县盘克原和刘志丹带的游击队会合，7月21日在宁县秋头原召开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此时，高岗的腿伤还未痊愈，走路一拐一拐。高岗发动华池起义成功，以功补过，取消了“处分”。这就是高岗两次“脱逃”的全过程，临镇离队后在华池发动起义，实际上也是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步。
这次起义，由于精心组织，拉出来又得到游击队援应，击退了追击的敌人，是自开始搞兵变工作(据资料说70多次)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特别是在红军为难之时，刘志丹、闫红彦到盘克原约200多人，拉来装备齐全的两个连，使红军立即斗志大振，刘志丹等领导高度赞扬了这次起义说：“是几十次起义最成功的一次”。
曹又参到庆阳第四天后西华池起义，高岗拉走他的两个连，清除石子俊的计划落空，曹又参对高岗很有意见。高岗写信说：“对不起曹老师，这时期最需要人，更需要枪”。
起义部队和游击队会合后，在秋头、南邑休整。红军得到西华池拉出来的人和枪的补充，提高了部队的情绪，力量大大加强，为组建红二十六军打下基础。部队改编为三个大队，第一队队长高宝山，第二队队长刘志丹，第三队队长高鹏飞，还有一个骑兵队，队长强世龙。总兵力500多人，游击队声威复振。
游击队休整后，决定恢复寺村原72村革委会所辖红色区域。寺村原自4月下旬游击队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和官府一起占领，逮捕革委会、赤卫军的骨干，使原组建的革委会、赤卫军和其他群众组织随之解体。这次游击队回到寺村原，群众欢欣鼓舞，在秋头原举行了军民联欢会，军威复振，百姓高兴，高岗此时军内无职务，参与负责重建了寺村原72村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和有关组织，开展根据地建设活动。
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李艮到游击队任政委。他带着“左倾”政策，将刚重建的72村革委会宣布取消，而建立五顷原一村革命委员会，作为他的“试点”，然后一村一村扩大，并成立秘密队委会。8月初，李艮主持召开游击队中队长以上党员干部会，强行贯彻他的所谓“新路线”。会议持续六、七天，一切正常工作陷于停滞，成天空谈“创造新苏区”，“组建二十六军”，批判所谓“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问题”。派部队到五顷原分配土地，群众不敢要，他命令队伍用武装强迫群众分地，限期在20天内分配完。游击队指挥机构和中队长以上干部，光在会上无休止地争吵，未作任何应付敌人“围剿”的准备工作，驻庆阳、山河镇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地完成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根据地中心寺村原、秋头一带村庄和要道，都被敌人占领，切断两地交通。8月12日，在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经高岗等极力反对后，李艮才停止了会议，指挥部队仓促投入战斗，进行反“围剿”。由于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内线作战条件受到限制，本应转出外线待机破敌，但以李艮为首的指挥部错误地提出“要死守阵地”，“以阵地战保卫根据地”，“不让敌人铁蹄践踏五顷塬一寸土地”。因而，指挥部命令部队进攻强固的王浪坡寨堡，由闫红彦指挥，坚攻两天未克，伤亡五六十人，撤出战斗，游击队转到三嘉原、五顷原。敌马鸿宾骑兵团和当地驻军勾结一起，联合向三嘉原游击队发起进攻，李艮下命令要“死守五顷原”的“试点”，游击队顶不住敌人的进攻，边抗击、边撤退，伤亡30多人，又吃败仗。当部队脱离战场，撤退到狼牙洼、秦曲、前马原等村庄刚住下。8月19日一大早，敌人步兵又从南庄子、细咀子包围上来，游击队奋起抵抗，且打且退，退到菜头湾，敌骑兵已堵死退路，游击队被包围，腹背受敌，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关头。部队以班、排为作战单位分别突围。此时的高岗在游击队没有什么职务，为挽救部队覆灭的危险，他以大无畏的不怕死精神，高喊：“跟我来！杀出去！”他全身衣服沾成泥棒，赤着脚片，率领第三队战士勇猛刺杀敌人。正在刺杀如火如荼，奋力开辟一条血路时，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太阳升起，昨天下了一场雨，大雾腾起，游击队以排，班及个人为战，乘大雾弥漫突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