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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谷鸟走后，柳树空了一半；柳树空了一半我不心焦，我心焦布谷鸟走了。……
红军走后，寨子空了一半；寨子空了一半我不心焦，我心焦红军走了。
这首动情的歌唱出了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怀念，唱出了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感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在藏区，那些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有的仍然清晰可见，向人们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两河口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的部队陆续开拔，分路北进，先后进入卓克基、黑水芦花、毛儿盖、阿坝等地。川西北和西康地区是藏民的聚居地，藏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搞好同藏族人民的民族关系成为红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与生存的首要问题。
藏族分布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当地有句俗话：“官住民，民住坡，蛮家住到山窝窝。”“蛮家”，又称“番民”，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歧视藏民的称呼。他们大都散居在山区，从事农牧业生产，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往来。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寨子一般筑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民房用石头砌成，一般分层，上层供佛、晒谷，中层住人、烧饭，底层圈牛、羊、马等。
阿坝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分别设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统治权力。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军阀交几万两银子。平民百姓每年需向土司头人进贡银钱、物品，担负种种劳役，生活极端贫苦。此地区奴隶制盛行，每个土司头人家里有10个以上的“娃子”（奴隶），供剥削役使。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任凭奴隶主生杀予夺。奴隶主画个圈圈，奴隶们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画地为牢”。
卓克基的土司宫：卓克基是前清乾隆帝劳民伤财所建造的小金川七大土司宫之一。土司宫建筑在两河的汇流点上，前临急流，后倚峻岭，在一块石砌的8丈高、10丈阔的方台上，建筑着4座高楼。前幢2层，左、右、后3幢均是4层，屹立于万山环绕中，成为理番境内的一幅独特的风景画。该宫的1、2两层，都是土司的厨房、贮藏室，及下人的卧室。第3、4层楼，装饰得非常华丽，四面皆有玻璃窗，所有的房门与壁板，都有精美的雕刻。右幢数室，陈设最为精致，沿壁都有古董架子，架内都是磁铜玉石的古玩。室内的床、书桌、板凳，都是精致的上等木器。这大概是土司的卧室。左幢两巨室内有木炕，一切的桌凳装饰都是雅致的，这大概是土司属员的卧室。后幢楼上为大佛堂，内有佛像、佛幛、铜鼓和很多的藏经，都有条有理地放在经架上。两壁的壁画，因为年代久远，已熏黑，不能辨识为哪朝的古画。左右两幢各有一个小佛堂，堂的两旁，有鲜艳美丽的壁画，虽是近代所绘，但画中的马象狮虎英雄甲胄等，都有生动的姿势。在此地区内有这样水平高的艺术珍品，实属难得。土司的会客室内题有“蜀饰楼”三字，他的书桌上置有一部及其他汉文书籍，足见他受汉文化的影响。据说这位土司索观瀛，曾在成都大学读过书，与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交情颇深。
藏民信仰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家家供有佛像，每寨均有喇嘛寺庙，在街道上穿红袍子的喇嘛随处可见。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会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比较精美。喇嘛庙很像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候喇嘛也像是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超群，人们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倚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宗教政权合一的首脑。活佛就是“活神仙”。藏民平时见到土司头人不叩头，只需脱帽垂目即可，而见到大小活佛则必须下跪叩头。由此足见喇嘛教在藏族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进入藏区时，红军各部第一次遇见了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当地居民。红军在此地区遇到了麻烦，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红军拿了钱，可是买不到食物；手中有枪械，可是“敌人”却看不到。这些藏民，由于不了解情况，向后撤退，躲进了山林。他们把房子里的东西都带走了，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运走了，把牛和鸡等家畜、家禽都赶到山林里去，简直把整个的区域都撤清了。没有了给养，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每日两餐青菜、荞麦、洋芋都无法保证，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实行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
在路的两旁半里路开外，就是非常不安全的。许多红军战士，冒险去放一只羊吃草，就再没回来。这些山民埋伏在深山密林里，向前进的“侵入者”袭击。他们爬上了高山，等红军排队走过那深而狭窄的石路的时候，——那里有时只能一个或两个人并肩走过——藏民们就从山上
滚下大块的圆石头，攻打红军的士兵和牲口。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又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不得安宁。
由于从清朝到民国，统治者实行歧视藏族的政策，使得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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