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统治西康的军阀刘文辉，残酷地搜刮藏人，霸占金矿、药山等（该地区产麝香、虫草、大黄等名药），藏民稍有反抗，即遭武装挞伐，甚至大批屠杀，这就造成了藏民对汉人极端仇视心理。红军初到藏区，无从解释红军的民族政策，所以发生了上述的事情。
为了做通藏族同胞的思想工作，让红军借道北上，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红一、四方面军都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贴出保护藏民的布告。不任意占用民房，不随意动用藏民的东西，缺粮时宁可上山采摘野菜充饥。田里的青稞麦成熟了，红军也不随意收割；到了断炊绝粮时，红军则先割土司头人的麦子；万不得已割了普通藏民的麦子，红军便在田里插上木牌，上面写明收麦数量、割麦原因，藏民可持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取麦钱。红军吃了藏民的粮食，用了藏民的柴草，都会如数付款，或写个欠条，留在那里。红军还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些部队支起被单在树下宿营。
对当地藏民田里麦子的收割问题，红军总政治部作出下列规定：
（一）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粮钱。
（四）只割巳成熟的麦子及其他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五）收割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收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
偶有藏民回来，了解到具体情况后，深受感动。于是他们互相转告，畏惧情绪逐渐消失，一些外躲的藏民也陆续回来了。后来，他们成群结队地捧着糌粑前来慰问红军，还帮战士们补鞋子。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良好影响迅速扩大了。这时，红军一面帮助群众收割成熟的青稞，一面号召藏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和贪官污吏的压迫和剥削，红军还帮助他们组织了藏民革命政府。
藏族人民亲眼所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为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他们渐渐从心眼里拥护党和红军。8月中、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划分为左右两路开始进入草地，向北前进。在进入草地前需筹集粮食做好过草地的准备。于是，藏民们纷纷自动协助红军做筹粮、运粮等工作。
当红军完成筹粮任务，离开卓克基、毛儿盖等地时，藏族人民依依不舍，前来送行。他们说：“你们真好，为什么就走呢？你们走了，我们不晓得将来怎样。”党和红军在藏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军军纪严明，不徇私情。在红军铁的纪律面前，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及经过藏族地区时的一件事。
贺子珍的小弟弟贺敏仁，追随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当战士，“扩红”时改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子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作“美人”，还戏谑地称他是“红军小舅子”。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在经过一座喇嘛庙时，红军战士发现藏民逃跑时遗丢了一些银圆和铜板，战士们看了没人敢动，可贺敏仁不管这些，捡起些银圆和铜板跑了出来，他想以后可以用它来买些吃的。但此事很快被报告到团部，罪名是擅自闯进庙里抢老百姓的钱财，并有人告发说，他窃取了1000多块大洋。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而不是1000多块。有人说，拿100块和拿1000块性质同样恶劣，必须执行铁的纪律，不论是谁，都应严惩不贷。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反映情况，救他一命。但信还没来得及写。当时贺敏仁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红军铁一般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事情调查后，贺敏仁虽然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圆，他根本拿不走1000多块银圆。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毡，真有那么多银圆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