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真实的长征

    1934年10月的一天，王泉媛被一道紧急命令召回瑞金，当时她正在乡下进行扩红工作。回到瑞金后，她明显感觉到气氛有些异常，她的领导，少共中央的同志命令她只准带上衣被、草鞋，其他物品统统扔掉，随着代号为“红星”的妇女工作团开拔，团长由董必武担任。她和许多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军一样，出了赣南，过了湘江，一直往北走，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被迫开始战略转移了。

    随红一方面军转移的女干部一共有30名，她们有的在中央政府或者军队中担任职务，有的是经过挑选的妇女骨干。王泉媛在参加红军前，就是吉安县委的妇女部长，加入红军后，被派往瑞金马列主义大学学文化（当时她还不识字）。学习结束，被分配在少共中央工作。——30名长征女战士，除了蔡畅、康克清、刘英等6人外，其余的24人都安排在妇女工作团。她们主要是沿途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筹粮筹款，雇人抬担架，照顾伤员等。除了这些女干部，还有一些负责护理工作的妇女。

    女作家丁玲认为长征中的女人最为艰难。她并没有参加长征，但是她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艺界名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丁玲是有着火一般热情的新女性，桀骜不驯。她认为参加长征的女性，都是贤惠的女子，也是一群能吃苦耐劳的女子，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二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延安。

    博古的夫人刘群先回忆长征往事时说，行军非常难，她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其实每天超强度行军，用热水洗脚也无济于事。妇女也得和男同志承受同样的疲惫和病痛，甚至因为女性的生理特征，需要比男性更具备忍耐性。有的女同志是小脚，不便行走，走路爬山却从不落后。另外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来月经，往往找不到一张纸、一块破布，只能任凭经血从裤管往下流。过度的紧张疲劳，加上饥饿、寒冷、潮湿，许多妇女闭了经，特别是翻过雪山后，有的人再也没来过月经，也就不可能生小孩了。

    长征刚开始时，因为组织比较混乱，她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男女同志还为了食物发生了争吵。只好把妇女单独编队，刘群先当队长，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负责粮食补给，情况比先前好了许多。但是挨饿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四川两河口的时候，一些妇女被留下来负责收容工作，只是因为路边写着一个通知，说后面还有军队，让她们留下来负责联系。她们只好停留在两河口等待，一等就是两三个月，早断了粮，每天靠着野菜充饥。一天王泉媛和另外一个女同志去买粮食，走了30多里地，一粒粮也没买到，只好吃老百姓栽种的用来喂猪的笔杆草，才不至于昏倒。她们吃过猪草之后，还在比较显眼的地方放上了一块银元。

    红军女战士整日整夜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觉得总看不到尽头，不知道前路有多远。入贵州时，雾雨蒙蒙而寒冷；到了云南、四川，太阳又每天暴晒，炎热不堪；进入雪山，却冷得能把人冻成冰柱。危秀英个头矮小，她说，长征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只有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是个例外，她认为长征比较轻松。至1935年，她和朱德结婚已差不多7年了。她嫁给朱德的时候才17岁（朱德43岁），一个字也不认识。1933年康克清从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毕业。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前四次“围剿”，康克清几乎每次战斗都参加了。因为长期的战争，她成为了优秀的射击手。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一个规定，夫妻双方只能在星期六晚上见面，遇到丈夫或者妻子有病，需要对方照顾才可以打破规矩。长征中也是如此。但是朱德和康克清却是例外中的例外。长征时他们几乎没有一天是分开的，因为康克清能打仗，她不仅背着手枪(她配有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皮包、军用地图和粮食，而且背着自己的包袱和毯子，还常常帮助劳累的战士扛上三四支步枪。有一次，战士瞧见她在一个河岸边，伏在自己的腿上拟写直属部队渡河程序的命令。她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文化程度和军事技能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康克清曾经对采访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写了《红星照耀中国》）说过，长征“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她确实很能走路和骑马，总是在队伍的最前面，比许多男同志都能吃苦耐劳。

    尽管如此多的困难，中央红军的30名妇女，除了甘棠、李桂英和谢小梅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外，其余27名都安全到达陕北，没有一个掉队。

    很多人以为，这些妇女同志是劳苦惯了的，所以能够安全地走到延安。其实并非如此，虽然她们中许多人习惯劳作，但是其中也有出身富裕家庭、享受过小姐生活的人，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出国留过学的学生，也有早就享有声誉的政治活动者。

    这里，不得不提到邓颖超，周恩来的夫人。1915年，邓颖超考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相貌并不出众，却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她热衷政治活动，善于演讲。1919年，天津几所女校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1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