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邓颖超被推选为讲演队长。她的演讲热情奔放，慷慨激昂，极具鼓动性。也就是这一年，五四爱国运动使得她和周恩来认识了，他们都是爱国进步的学生代表，一起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觉悟社”。到了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广东担任国民政府的一些职务，包括大家熟悉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那段时期也在国民政府任职，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部长，中央监查委员，中央执委候补委员，广东不少人称邓颖超为演说家。
她和周恩来是自由恋爱而结婚，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目标，感情融洽。在遇到周恩来之前，她是讨厌婚姻的，觉得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后来的情况证明，邓颖超选择了革命的伴侣。她回忆，晚年周恩来一次给小辈讲自己的恋爱故事时说到，就是看见邓颖超能坚持革命才和她结婚的。邓颖超也是看中了周恩来这一点。——长征中许多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像张闻天和刘英、李富春和蔡畅、李维汉和金维映、杨尚昆和李伯钊——都是这样的结合。
邓颖超长征前就患有严重的肺病。过草地的时候掉进了沼泽地，被人救起后，第二天发起高烧，连续七天七夜粒米未进，周围的同志都认为她不行了，可是她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和周恩来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她病稍好些不久，周恩来又得了肝病，差点因为肝脓肿死掉。邓颖超被担架抬着过草地上的一条河流，河水有三尺深，部队因而滞留在河边按顺序渡过。有不少的中下级军官去看她，她不停地喘息，却依然关心地问围着她的军官：“河水深到什么程度？”还嘱咐大家要牵着手过去才好，不要沾湿了衣服，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在场的战士们无不为之动容。
蔡畅是湖南人，也受过相当高的教育，曾经留学法国。她的哥哥蔡和森，与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五四时期，他们发起了湖南人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她的嫂子向警予，也是很出名的革命者。蔡畅和蔡和森1919年前往巴黎，他们的母亲，一个50多岁的小脚老太，毅然陪着一双儿女漂洋过海。在法国，蔡畅认识了李富春，他们结了婚。在中国，很难找到比蔡畅全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红军中的人都亲切地喊蔡畅“大姐”。她穿着军装麻鞋，佩着手枪，站在队伍中，不熟悉她容貌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她是女子。她的法文很好，会唱《马赛曲》，战士们一找到机会，就请求她唱这支歌。她的歌声慷慨激昂，战士们长途跋涉，饥寒交迫，听到她的歌声，减轻了不少的疲劳和寂寞。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康克清称之为他们的“精神粮食”。用乐观的精神鼓舞人，这也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大特点。
比蔡畅更善于做文艺宣传的是“红色戏剧家”李伯钊，她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长得很漂亮，气质优雅。长征路上，她总在队伍中奔前跑后，做宣传鼓动工作。红军宿营时，她又和许多女同志到驻地群众中作调查，慰问伤员，分配没收来的物资。休息的时间，她常常会自己编节目，组织演出，把气氛搞得十分活跃。她的丈夫杨尚昆说：“作为一名红色文艺战士，只要革命需要，她什么都干。”无论是在湘江畔，在老山界，在大渡河，都能听到她的歌声，有时她会欢快地跳起苏联水兵舞，姿态让大家着迷。
红二十五军比中央红军晚一个月开始长征，他们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随行有7名女护士。她们为了不掉队，夜间行军时，用裹腿布结成一条长绳拉着前进。政治部的同志几次劝她们留下，都没有成功。她们一路护理伤员，做宣传工作，她们是各路长征队伍里最早到达陕北的。
红四方面军里的妇女数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而是2000多人的妇女独立师。1933年3月，这支娘子军的前身——四川通江妇女独立营成立，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最初约300多人。妇女独立师有两个团，师长张琴秋。女战士们大部分是川北农村十六七岁的姑娘，最小的年龄才9岁。女子们无论年纪大小，一律平头，灰军装，戴斗笠，缠绑腿，穿草鞋，握刀扛枪，与男子没有任何区别。她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红军的机关办公部门、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粮食，转移伤员。她们跟着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尝尽了艰辛。工兵营的女战士，除了负担全营的辎重外，还要运输供给红四军部的物资，每个人身上起码背有四五十斤重的物品。一次遇见敌人空袭，伤员被堵在了河边，一个叫作王学农的连长，带领女兵，跳进河中，用肩膀架起一座桥让伤员通过。
张琴秋师长是红四军里职务最高、学历最高的女子，也是红军中唯一的女师长。她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是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6年成了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妻子。1933年夏天，她带领500女兵护送红军伤员，遇到一个团的川军。她指挥女兵沉着应战，竟然策动敌人内讧，川军士兵把他们的军官都捆起来，投降了红军。
1936年妇女独立师到达陕北后，人数锐减，缩编成妇女抗日先锋团。后来，她们随张国焘沿着河西走廊西征，被马步芳的骑兵逼入戈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