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真实的长征

    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都已经非常匮乏，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毫无可能了。李德等最高“三人团”在1934年春就准备作战略大转移，4月，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退出苏区，并在5月电告共产国际：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线，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这个计划得到批准。但具体到哪儿去，什么时间走等重大问题还没有在红军高层领导集体中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当时只准备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走，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为此还做了一些具体的准备工作：一是在苏区猛烈扩大红军队伍，建立新的兵团。那时期，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第二十二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都是这时期新建立的。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军了。二是做武器弹药和粮食的准备工作。当时中央有一大批金银财宝被藏在瑞金附近的大山里。1934年春，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被秘密派出将它取出来。这些财宝起初保存在瑞金，直到长征时才把金银和钞票分给各个军团，以便他们离开苏区后能有钱购买物资。苏区的各个工厂全天候地开工，特别是武器火药的制造，增加到平时的6倍到30倍，并采办了大批特制的军衣发给士兵，还在出发的前夕，采买了60万石粮食。但由于准备终究太仓促，特别是强行命令部队要将在根据地积存的物资和设备一律带走，结果，成了“大搬家”似的转移，出发时不仅要带走兵工厂和印刷厂的机器，还要把印刷的钞票和宣传品、纸张甚至石印机的石板都搬走。这8万多人中，军委、中央纵队就占了1万多人，每个军团又有自己的后勤部，携带的大批物资，竟达1000多副担子。这8万多人，担任运输队的就达2万人，其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负重行军。他们不打仗，走得慢，累赘至极。同时，为了保证这些运输队的安全，还得派大批红军主力护送他们。搬不尽的坛坛罐罐，抬不完的笨重家什，严重地拖累了部队，以致几万人经常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常常一夜只能走几公里，或者只能翻一个小山岭。走走停停，战士无谓地消耗着体力，站着睡，走着睡，红军戏称“睡眠行进”。

    至于到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博古、李德坚持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理由仍是让部队有个“家”，可以生息的“家”。站稳脚跟后，与贺龙和肖克部队联手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带重新创建苏区。博古、李德这一意图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却不切实际。被排挤出党与军队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对上述做法心急如焚，他认为这个计划有导致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在研究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提议坚决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与蒋介石较量多次，他太了解蒋介石的用兵之道了。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好落入了蒋介石设下的圈套。蒋介石已派重兵层层封锁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如果仍然不顾一切地去实施这个计划，无疑会遭到惨败。但他的意见最后遭到了否决。5月，处于万般无奈的毛泽东只得以苏区主席的名义在青山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会上他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宣布和说明了中央关于撤离苏区的决定，他心情沉重地说：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对此要有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随后“三人团”决定项英、陈毅等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留在苏区继续战斗。

    中共中央虽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却太不充分。对此，我们还可了解到，当时，对于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过充分讨论。除了“三人团”外，对这次行军的原因、任务、目标等重大问题，都被当作最高机密，“秘而不宣”，甚至还严禁向干部和部队传达。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和动员工作，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在思想上出现了混乱，甚至有的战士不辞而别，开了小差，这给部队转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红军战略转移从于都出发。于都位于江西省南部，素有“赣州河东六县之母”和“闽、粤、湘三省往来之要冲”的称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先后在于都县的城东等8个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全部集中在江西南部于都附近，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各直属机关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也称红星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及总工会、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部、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

    二局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也称红章纵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红军的一、三、五、八、九军团则移交防务，隐蔽撤离战场，到于都集结。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贡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