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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亲手编报，亲手写评论。他为华北版《新华日报》写了很多真知灼见的国际评论。仅1939年，他写的专论就有《论德波关系》、《成为欧洲局势之焦点的波罗的海沿岸》、《新时期的敌寇困难》等9篇之多。
在敌后办报，印刷设备和技术都十分落后，铅字标题只有头号宋、楷、黑三种字体，根本没有特大号的字体，报纸版面显得十分呆板单调。何云常为这事忧心，下工厂和排字工人研究。排字房的同志说，可以用木条制版代替。何云一听，高兴地一拍大腿：“对呀！还是大家办法多，人民战争嘛，克服困难还得同志们共同努力。”说干就干，何云用毛笔写好了字，工人拿起刻字刀，不一会儿，一块木刻题目就做好了，刷上油墨在纸上一印，醒目的标题就出现了。何云看后，连连说：“很好！”每期报纸要用毛笔写好几条标题，何云都是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来，他在少年读私塾时曾练就一手仿欧字，清秀洒脱，刚劲有力，字型结构美观。
1942年春，日寇为了摆脱太行军民的抗日斗争的胜利威胁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困境，2月3日，调集1万多人对我太行山区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奔袭。我军与敌鏖战月余，将敌全部驱回城里。5月19日，敌又从同蒲、石太、平汉等铁路线据点，纠集了两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共3万多兵力，出动飞机多架，向太行山北侧后和太行山南侧地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篦梳式”的疯狂大“扫荡”，妄图摧毁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首脑机关。这次“扫荡”之周密，手段之毒辣，超过任何一次。太行山区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灭绝人性！
何云看到形势险恶，一面利用报纸及时将敌动态、暴行，告诉人民，大声疾呼：“提高警惕！紧急战备！”“太行敌军续增，扫荡企图愈明”。并将报纸改出战时小报；一面组织报社的同志备战，轻装，做好炒面装入米袋，将不便携带的物资及不便转移的女同志、病号、小孩，疏散隐蔽到离山庄20多里的庄子岭。庄子岭地形险要，自然山洞多，山上有树木，是八路军总部的后方隐蔽基地。
5月24日，日寇开始向辽县、武安、偏城袭击合围，来势凶猛。25日，日寇以6000多兵力从西、北、南三面向艾铺合围，配合飞机多架，轮番轰炸。为了适应打游击和出报，何云将报社人员临时编成两个连队，由报社秘书长史纪言、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分别担任连长，总称是八路军教导队，他任队长，上过抗大的林火任指导员。25日凌晨，八路军总部从麻田、大林口出发，何云奉命带领200多人的队伍，在一个警卫排的掩护下，从山庄出发，与总部一起向游击根据地附近的庄子岭、寺子沟转移。队伍撤离山庄时，已听到枪声，经过南艾铺，机关、学校、部队很快被敌人发现，更加紧合围。我军在十字岭方向跟敌交战的枪炮声不绝于耳。这时，总部的队伍还没有过来，何云让报社同志休息，等待总部的消息，待命行动。
等到过了中午，几架飞机隆隆而来，左盘右旋，向下俯冲，投弹，扫射，响起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何云急忙把人马疏散到沟谷、山洞和树丛中隐蔽。驮铅字、印刷器材的3头骡子被炸死，翻倒在山沟里，铅字撒满了山坡。
等到黄昏时分，突然发现西山山梁的路上，隐隐绰绰有人影。去人联络，是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带着突围的同志在那里休息。何云像遇到救星一样兴奋，急忙集合队伍，连走带跑地带上山岭和总部会合。何云一到山上，就去见罗主任。罗主任向他们介绍了总部几天来的情况。
原来，昨天拂晓，总部司、政大队人马从驻地出发，准备向冀西方向转移，计划跳出敌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游击。谁料，出村不远就遭到辽县、武乡、榆社等地南北几路敌人的突击奔袭，将总部紧紧包围，总部警卫团向敌人展开顽强的战斗，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遇上刚从外线向西的一二九师主力七七一团在附近路过，闻讯立即赶来解救，经过一场生死搏斗，击退了敌人。总部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向西突围，另一路在七七一团的掩护下，由罗瑞卿主任率领宣传、民运、敌工部等机关向东南突围，现在刚刚来到十字岭，部队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战斗，疲惫不堪，正在就地休息。这时夜幕四合，罗主任指示何云，让教导队也在山梁上休息，听令行动。休息中，何云从团长马忠全那里听到一个沉痛的消息：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部队掩护总部作战中，不幸牺牲！何云痛如刀绞，悲愤得差点失声痛哭。
第二天拂晓，罗主任率野政和大队人马沿着高山狭路，向东南方向转移，走了3个多小时，发现前面山下有许多敌人。罗主任当机立断，命令全体人马兵分几路，分段行动，分头向西转移。何云指挥教导队到了武安县馆陶川，爬上西边高山，突然南山头传来机枪声，青年木刻家赵在青被机枪打中，摔下山沟，壮烈牺牲。何云怀着悲痛带着队伍来到坡底深谷旁边，又与野政大队人马汇合在一起。罗主任等各分队汇合后，立即集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