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的军装，腰挎手枪，带领工人和记者，10月初离开西安，渡过黄河，北上太行山。
山路崎岖，记者董谦看到何云走路有点带撇，问他的腿有什么毛病。何云告诉他：“这是在南京坐牢时受‘老虎凳’、‘压杠子’等严刑拷打造成的。”他拉起裤管，用手指着自己的小腿幽默地说：“你看，我的小腿已变成了罗圈腿，这就是敌人给我留下的难忘的纪念。”
谈到这次到华北敌后办报的抱负时，何云精神十分振奋，情绪很活跃。他对董谦说：“有机会到敌后办报，就如同军队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一样，报纸好比一架机关枪，铅字好比子弹，笔杆就是枪杆。办报也是战斗。”
到华北敌后办报，只有何云、董谦和8个印刷工人，一架老掉牙的印刷机。
“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办好报纸呢？”董谦不无忧虑地问何云。何云满怀信心地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事，要靠人去开拓。”
开拓这条路，何云真可说是费尽心血。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共同成立了一个党报委员会，成员有总部的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和北方局的杨尚昆、李大章。何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办报委员会的领导和支持下，何云大抓新闻干部的培训工作，办起了100多人的记者训练班，从延安抗大、鲁艺等学校派来一批文字和美术工作者，组成了《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的基本队伍。何云率领这支队伍，带着这些设备，于1938年11月底到沁县后沟，克服重重困难，不到一个月，工厂初具规模，于12月20日即出版了《新华日报》华北版试刊，隔日一期。
何云经常告诉报社同志：“一个铅字等于一颗子弹，在敌后办报就是无形的战斗。”他的这几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火线办报的情况。何云在亲自写的《发刊词》中提出：“本报愿在这困难阶段，为鼓励前进的号角，愿与华北文化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将华北全体文化战士紧紧团结在本报周围，为开展敌后的文化运动而与敌寇共战到底。”
在激烈的反“扫荡”中，报社没有固定的地址，经常转移。在何云的周密安排下，组织北京师大毕业、精通理工的王显周，偕同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和工人韩晋升、张建功等同志，制造了小型轻便的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轧墨机、浇版机，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需3匹骡子即可驮走，何云称此为“背起报馆打游击”。他将工人和编辑人员组成连队，荷枪实弹，一面跟鬼子周旋，一面设法出报。尽管环境恶劣，炮火连天，华北《新华日报》从未中断，及时把国内外重大新闻刊印出来，飞驰各地，提供党政军领导参阅。报社电务科在何云精心培育和电台同志不断创新努力下，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惟一强大的新闻台，能收到延安新华社、重庆中央社和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的垄断和封锁。遇到战斗紧张时，何云便在吃饭、休息的间隙，命令报务员架起电台，收听延安新华总社的新闻；不能铅印，就出油印战报。1939年，敌人“扫荡”时，他将报馆人员化整为零，出版了东线版、西线版、南线版、北线版。“百团大战”时，他带领部分记者，携带油印机，跟着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和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日夜战斗在火线上。华北版《新华日报》不仅受到国内抗日军民的信赖和珍爱、支持，还得到国外的关注。美国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会都长期订阅，它成为抗战最有力的新闻媒介。朱德总司令曾这样评论：“一张华北版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战。”华北版《新华日报》创办一周年时，刘伯承同志专门题词，赞扬它是“华北抗战的向导”。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尚昆、陆定一、李大章同志亲临大会讲话或是撰文，表示祝贺。
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新华日报》华北版在何云的组织领导和“惨淡经营”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敌后华北惟一规模宏大的机构。1940年，增加了史纪言、魏克明、安岗、刘江等十多位编辑、记者，报社（包括印刷厂）最初只有几十人，这时发展到700多人，报纸也改为日刊，还建立了强大的通讯网，联系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编采人员，帮助各地方开展工作，晋东南各地创办了数十种抗日报刊。
由于华北版《新华日报》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日寇千方百计要消灭它，每次“扫荡”都把摧毁《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敌后办报，完全是百分之百的战斗。报馆邻近敌军驻地，有时30里，有时不到20里，不但经常听到隆隆炮声，敌我双方接触的枪声有时也声声入耳。有一次何云与陆诒杯酒谈天，何云称这种场面为“杯酒论英豪”，他告诉陆诒：“你们在后方办报，只是笔杆抗战而已，可是在此地，则是铅字和子弹共用，笔杆与枪杆齐挥！”
何云常说，新闻不仅是反映，更重要的是指导。他很重视总结工作，每年工作总结，他都亲自动手写，并做许多自我批评，采编方针，内容和版面、发稿、看大样，每道工序都讲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