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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日本东京有家报纸辟专栏，哀悼日本侵华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察南黄土岭战役中被打死。其中一篇题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悼文里，如泣如怨地写道：
“自从皇军成立以来，对中将级将官牺牲，是没有这个例子的。这次阿部规秀中将的隆重牺牲，我们知道，将士们一定是很奋力作战的，战斗力已超过了阶级的区分。”
阿部规秀中将是日本的名战术家，对日本的“霸业”“赤胆忠心，战功卓著”，因而取得了日本军阀给予的“名将之花”的称号。然而，法西斯将军中的“名花”，毕竟经不起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风暴的冲击，终于“花落瓣碎”，被击毙在太行山上。
黄土岭之战，已是18年前的事了，但是，中国人民的名将——八路军猎取这朵“名将之花”的英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雁宿岩歼灭战
1939年10月30日，我在冀西阜平参加晋察冀分局召集的工作会议。当晚，接到了我军分区司令部的报告：坐镇张家口的阿部规秀中将派出村大佐，率领1000多日伪军进驻涞源，分兵三路，有向我分区的银坊镇、走马驿、灰堡地区“扫荡”的迹象。其主力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及一部伪军600余人，由村大佐亲自指挥，经龙虎村、白石口、鼻子岭向我银坊镇地区逼进，企图消灭在银坊一带活动之我军。
敌人的这一行动，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涞源地区是敌我必争之地。我们可从涞源两侧经察南挥戈北上，直捣阿部规秀的老窝——张家口。在敌人方面，则把张家口——涞源一线的据点，看成是插进我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企图用这把“尖刀”，把我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割裂，以阻挡我向张家口进击，巩固其察南占领区，因而在涞源常驻重兵，并以此为基点，不断向我“扫荡”。9月底，敌人已从南线开始秋季“扫荡”的尝试，出动日、伪军共1000多人进犯我四军分区之陈庄，但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现在，敌人又在北线开始其报复性的“扫荡”了。
对于粉碎敌人的秋季“扫荡”，我们已做了充分的准备。部队已经过整训，特别是陈庄全歼敌人的胜利，强烈地鼓舞着我军分区的部队，纷纷提出：“向陈庄作战的兄弟部队学习，我们也要来个歼灭战”，“用粉碎敌人秋季‘扫荡’的胜利庆祝晋察冀军区建立二周年”。面对这块送上门来的“肥肉”，我们的指战员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同时，在这一带作战，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
涞源是我八路军进入敌后最先解放的第一个县城，有坚强的党组织，经受过1937年敌寇十三路的残酷“扫荡”和1938年秋季大进攻的考验。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斗争经验丰富。1938年秋末县城被敌人进占以后，周围的乡村政权仍完全在我控制当中，就是在城里，我们也有隐蔽的组织及情报网，因此敌人一有动静，我们便能立即掌握。这些有利的群众条件，形成对敌斗争的“无形长城”，使我们有了“千里眼”、“顺风耳”，陷敌人于被动挨打的窘境。
从地形上看，这一带是古战场。东连紫荆关，西接平型关、雁门关，南面，雄伟的内长城横跨过白石山，纪念古代英雄杨六郎的六郎峰、六郎庙就屹立在白石山脉内长城边的插箭岭上。从涞源到银坊只有一条道，一过内长城，是光秃陡立的石山。从白石口到雁宿岩一段，两面是高插入云的大山，中间是一条宽仅四五十米的河套，这是一个天然的口袋。如果把部队埋伏在两边，再把白石口的口子堵住，管叫敌人进得来，出不去，插翅难逃，只有束手就歼。
根据这些条件，经研究后，我们拟定了一个基本作战方案。决定采用伏击的战术手段，集中兵力歼灭向白石口——银坊一线进犯之敌，伏击点选择在雁宿岩附近，并立即请示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
聂司令员批准了我们的作战方案，为了确有把握消灭敌人，决定以主力一、二、三团参战，并命令我立即回分区组织指挥这个战斗。
11月1日，我从阜平赶回军分区司令部——管头。途经银坊，与驻在银坊的三团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同志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并指示各团按方案行动。在从银坊回管头的路上，雁宿岩的主峰强烈地吸引住我的视线。这山峰，在我们的眼前显得无限秀丽，然而她在民族敌人的面前却会喷射出万道烈火，把他们烧成灰烬。
次日，我们在军分区司令部召开了干部会议，具体研究怎样打击敌人。我们决定以部分主力和地方游击队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第二团由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领，第三团由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率领，分别埋伏于雁宿岩东、西两面，以一部游击队在白石口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伏击圈后，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领，从东北插至白石口截住敌人的退路。会后，干部分头察看地形，部队立即进入战斗位置。
11月3日清晨，晴空万里，朝霞映红了群峰，太行山显得格外壮丽。7时许，我军同三路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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