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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平昌县申报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领导班子”项目，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平昌成为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观察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窗口。平昌县是四川东北部、米仓山南麓的一个小县城，全县幅员2229平方公里，总人口970906人，农业人口就有795446人。它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国家司法部、四川省发改委和四川省路桥集团定点帮扶县。平昌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从2001年开始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试验，让平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有媒体将平昌称为中国在政治领域改革的小岗村。
你需要用超过5个小时的车程才能顺着蜿蜒的山路，从中国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抵达位于这个西南省份的东北县城平昌，一个拥有97万人口的农业县。正如英国作家Mark Leonrd发现的那样，“山坡上开垦出梯田，以种植谷物。路在薄雾中时隐时现，描画出一个栖居在峭壁上的城镇的轮廓。夸张的混凝土房屋突然出现面前，像对来访者猛击一掌。”
当这位英国人达到平昌时，他发现自己被忧郁的农民们包围，倾诉各种麻烦，希望他能够帮他们解决，或者他至少有能力把他们的诉说传递出去。这些麻烦包括：从土地上所得收入不断下降；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反而在攀升；孩子们缺乏足够的成年男性作为榜样；而他们的留守生活又是多么孤独。这里的村庄和中国大部分内陆乡村一样，绝大多数年轻力壮者都主动到城市里谋生，留下一些老人和儿童守护仍在生长的田地，“那些留下来的人，每年只能从土地上赚到900块”，一个老妇对Mark Leonrd说。只是所有这些向他抱怨的人都没想到，“我在北京的朋友把我送到这里，让我把平昌作为中国未来的一个模本来研究”。
如果平昌能够吸引来众多游客，那一定不是因为它秀丽的风景，或者它有一套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尽管这两者是中国一个地方成为标志性地区，吸引来无数观光者或者朝圣者的要素。平昌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实行乡镇级党委领导成员公推直选的县级城市：2001年乡镇换届时，平昌县委在灵山乡进行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试点，成功后，新华社记者蒋作平和李银在自己的报道中称，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党员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尝试”。平昌县的县委书记刘谦详对2006年到平昌做调查的Mark Leonrd说，公推直选的政治实验让这个在中国地图上原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始吸引到来自各地的注意，“我们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我们在政治上领先一步。”
平昌县委书记刘谦详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这位当地共产党最高领导者认为在平昌进行直选实验的背景：“一是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农村组织形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社会组织和成员关系由行政归属向利益归属转变，行为由政治推动向利益驱动转变。二是农村基层组织权力分化转移。广大农民对党组织的依赖逐步转向对市场和经济组织的依赖，党政组织的权力逐步向市场和经济组织、自治组织、政策法律和大众传媒分化转移，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下降。三是传统的干部选任制度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长期以来，传统的组织任命方式导致干部变动频繁，只注重对上负责，短期行为严重……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到乡镇政权巩固。四是加快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条件日趋成熟。”
另一些研究者则要直白得多，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的王舒娴在她讨论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文章中说，这种改革“主要是为了缓解和应对执政党在基层的合法性危机”。这位研究者举例说，1998年时，四川省平昌县涵水镇镇政府拖欠村民债务迟迟不还，结果气愤的村民几次把乡镇党委的牌子撤了下来，“反映了党群干群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村民对于乡镇领导的不认同使得乡镇党政在农村的工作难以开展，县党委试图通过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来缓解乡镇党政的合法性危机。”王舒娴说。
当时的平昌县组织部部长郑开屏回忆说：“搞公推直选，党章无规定，请示上级组织部门，未做书面答复。我们在一个乡试点，也确实是冒险的做法，因此宣传上很低调，做前做后都不敢向上报材料，但我们坚信所做的是正确的。”刘谦详后来也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对权力本身很超脱，看得不是那么重”；“为平昌县推动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扩大党内民主的改革创新感到自豪和光荣，如果这样做有什么风险的话，我就是今后不当这个县委书记，我现在也要把公推直选进行下去。”他对后来到平昌来访问的记者和调查的学者反复讲一个比喻，选乡镇党委书记就好像是儿女找对象，如果对象是父母替他们做主选的，发生问题后，儿女一定对父母百般抱怨，可是如果是他们自己选的另一半，出了问题，他们也就不能抱怨父母了。
第一个公推直选的乡镇党委书记是平昌灵山乡党委书记迟春林。平昌县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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