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在平昌进行试点时，说服了这位自觉民望还不错的乡党委书记同意去竞选原本属于自己的职位。“觉得自己这几年还是为乡里办了些实事，党员群众还是比较认可，觉得有信心赢得选举；另一方面，村委会干部敢于在几百甚至几千人的村民大会上演讲竞选，乡镇党委领导为什么没有勇气在几百人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演讲竞选呢？”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王勇兵后来这样描述迟春林的想法。这位1949年之后的第一位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后来还在成都向中共高层中负责政府官员任免的领导人曾庆红汇报了直选的经验。只是当初包括迟春林、刘谦详和李开屏在内的平昌县的党干部，恐怕都没想到这个冒险的举动被后来赶来的媒体称为和小岗村居民包干到户一样有革命性的举措。只是和小岗的不同是，小岗的改革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以至于后来有人戏称说，凤阳两次统一了天下，一次是朱元璋，另外一次是小岗；而平昌的改革更大程度上还是中国共产党推行“党内民主”的一种探索。
2004年1月，平昌县把自己的乡镇公推直选试验扩展到了全县27个乡镇中的9个。郑开屏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参加选举的2901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87％，其中还有116名是专程从自己的打工地赶回来的。新华社记者对所有9个乡镇的直选过程进行了采访。这个中国官方通讯社的记者说，“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党委领导班子直选试点，也是四川省目前时间最早、范围最大的公推直选试点。”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十六届四中全会“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的决定，开始让平昌闻名全国，成为著名的政治实验田。
刘谦详将平昌的“党内民主”试验做法概括为三公开，两票制和三轮选。三公开指公开宣传号召全体党员参选，公开报名，公开推荐候选人。两票制指推荐票和选举票，候选人们首先要在乡镇党员大会上进行演讲和答辩，为自己赢得选票，争取成为正式候选人；接下来，再由辖区超过五分之四的党员对这些正式候选人进行直接选举，超过半数即为当选。三轮选指的是正式选举时采取直着选、倒着选和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三轮选举。所谓倒着选是指第一轮选出党委书记，第二轮选党委副书记，第三轮选党组其它成员。
2006年1月14日，平昌县申报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领导班子”项目，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地方政府创新奖是由中央编译局创办的一个奖项，顾名思义，它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地方政府进行治理上的创新，从而为整个中国中央政府的治理和改革寻找破局之法——长久以来，中央政府的改革一直都是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它能激起中国任何一个角落的街谈巷议，也能挑逗起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媒体领袖的好奇心，但是长久以来却没有任何人能清楚看到，在这方面，“中国怎么想”（ does Chink？这也是Mark Leonard后来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Mark Leonard正是在他中央编译局的朋友的推荐下，不辞辛苦来到平昌，去看所谓的中国的希望。
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课题组的负责人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俞可平是近年来中国最闪耀的政治学者，因为他关于民主的言论和对党内民主的探索而知名。当然，更加重了他的份量和引人瞩目程度的，是关于他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智囊的传闻。
俞可平最知名的文章是他在2006年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一出，顿时洛阳纸贵，尽管俞可平本人同时受到了双重攻击，一部分人攻击他为西方制度张目，过于西化；另一部分人则攻击他为目前的政治制度进行粉饰。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俞可平否认自己高层智囊和文胆的身份，但也承认自己的研究中一部分是“受命于官方甚至执政党的核心机构”。他几乎每晚一点才睡，凌晨六点即起晨读，晚上很少应酬，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但也喜欢看电视剧和上网浏览信息，曾经红极一时的他也看过。在俞可平的观念中，中国应当进行的是一场“增量民主与善治”的政治创新，和经济改革一样，政治改革也应当进行增量改革；关于党内民主，“中国的7000万党员本身就已经比英国人口数量更为庞大”。
但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着更多的关于民主的纷乱话语。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潘维说：“目前对中国人而言最紧要的主题不是谁应当来治理政府，而是政府应当怎么治理”。潘维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应该首先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又有人争辩说，法治的建设应当先于民主的建设。所有这些理论都在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不应当简单遵循西方的政治民主路径，而应该发展出自己特有的治理结构和政治制度。首先不能动摇的是中共共产党的地位，任何改革都必须是在不能进行全民选举的前提下进行，这使任何改革都必然止步于一种“协商式独裁”，或者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参政议政——但是，当然决不可执政。这会成为一种新的政府组织形势吗？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