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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世界超级市场的位置，确立于1990年代，而且将会一直延续，只要中国保持着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这个小城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浙江的中部，市域面积1105平方公里，下辖6镇7街道。1982年，义乌在中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此后一直坚持“兴商建市”战略，结果，到2008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五易其址、九次扩建，市场经营面积达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个，有43个行业、1900个大类、40多万种商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城出售各种东西。对来浙江的朝圣者，那里就是应许之地——义乌的口号是‘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义乌在我们这里的中部，离海岸100英里（160公里），但是世界各地的买家涌来批量购买商品。这里有围巾区，塑料袋区，有一条大街，两边每个店家都卖橡皮圈。如果你的扣子完蛋了，不妨到宾王拉链专业街上逛逛。中国义乌国际商城，一个本地购物中心，有超过30000家店铺——如果你每家都转上一分钟，一天8个小时不停，得用两个月才能看完。义乌吸引了大批阿拉伯商人，它旁边的一个地方已经建起了23家阿拉伯餐馆，还有一个黎巴嫩面包店。我在一家叫Arbeer的店里吃饭，库尔德式的，一起吃饭的还有一个伊拉克商人。他到这里来买牛仔裤和电灯。”何伟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写道。1996年，26岁的何伟来到重庆周边的小县城涪陵做英语教师，如今这位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图书的美国记者，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细节观察家之一。
而当《金融时报》前中国站站长金奇到义乌时，他看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中国的小商品之乡义乌，充斥着世界各种名牌商品的仿制品，人们可以令人匪夷所思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品牌商品。与此同时，在义乌的街道上张贴着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告示，上面还留有电话号码。只有像金奇这样天真或者说想要弄个究竟的西方人才会去拨打这个号码。他拨打了这个电话，然后对方告诉他他打错了，应该拨打另外一个，无论他如何辩解。好的，那就打下一个号码，然后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这事情不归本部门管，告诉他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最后，他记下了数个电话号码，可是没有解答他心中的任何疑问，同样富有幽默感的是，最后一个电话号码又回到了开头他所拨打的那个号码，接电话的人告诉他，应该拨打这个他最初拨打的号码，去解决他所碰到的造假问题。他既看到了何伟看到的，也以一种不明就里的记者的天真想去弄明白他看到，但却不懂得的事情，或者，他想指控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他把这些写入了他在2006年出版，后来获得高盛与金融时报商业书籍大奖的书《当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
无论如何看待义乌，必须承认，这个位于浙江省中部的多山小城，它的崛起都是一件令人称赞的奇迹。你可以攻击它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不力，但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拒绝它提供的廉价商品。亚当·斯密的教诲在这里得到遵循，自由贸易和市场，这才是繁荣的基本。这座距离上海300公里的城市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义乌国际商贸城说：“共有四层楼，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3万家商铺，是世界最大的批发商城成千上万的店主在近距离竞争，兜售着包括家用器皿、发卡、锤子、佛像、类似哈雷摩托的自行车以及埃及水管在内的各种东西，而且全部是以超低的价格。买主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不仅在为小商铺，也在为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寻找商品”。
和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一样，义乌也有自己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传奇故事。它也经历了所有中国县城都要经历的命运的磨难，政治的风暴也曾席卷这片土地，让它的人民颤栗不安。
1980年，义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一次开始为它的商贩们颁发临时许可证。他们都是义乌最有名的商贩，也几乎是整个中国对义乌的最初记忆——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小贩。从宋朝开始，这些货郎们的足迹就已经遍布中国。他们挑着装着各种小商品的货担，一手摇着拨浪鼓，用自己的小商品换取人们使用旧的二手商品。在这些临时许可证上，经营业务一栏上写着：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而经营地区可能在浙江、可能在江西，可能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
另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82年，一位在街上摆摊做小生意的义乌妇女和刚刚上任的义乌县委书记面对面理论，为何她要做小生意。
1982年时冯爱倩已经42岁。她卖掉了10担谷子，拿到了80块钱。然后她又从农村信用社贷款300元，然后为自己置办了货郎担，接着她又开始在义乌县城街头摆摊。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和“投机倒把”商人却被政府打压。每一次被抓到，虽然她不用再像10年前，甚至五年前那样面临牢狱之灾，但她的所有货物都会被没收。直到一天，她看到义乌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被生计所困的冯爱倩直接冲了上去想要申诉自己的委屈和困境，“当时我可是不顾一切了，杀头坐牢还是反革命，都不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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