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高华阴沉着脸说：“你跟我走！”
“走就走！”冯爱倩说。
在谢高华的办公室，冯爱倩开始对这位义乌县的最高政治领袖陈述一个货郎的艰辛生计。在2007年出版的《发现义乌》中，作者黄平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要赶我们？”
“在街上摆摊，政策不允许啊！”
“我没工作，又没田种，不摆摊叫我吃什么？你们当官的要体察民情，老百姓生活那么苦，总要给我们一口饭吃！活不下去了，我要做买卖！”
这场持续两个小时的对话结束时，谢高华对冯爱倩说了一句话：“别哭了，先摆着吧！”
后来义乌人将这场谈话作为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肇始。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委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通告称，从这一年的9月5日起，义乌正式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
“说只是开放一条路，可事实上，所有地下的摊子都摆上来了。一张凳子、两块木板，从城外摆到城内，一直摆到县委大门口，早上稍微迟一点，车子就出不去了。据说，有一次省里一位领导来义乌视察，哪条路都进不去，最后只好把车子停在城外，徒步走了进来”，《发现义乌》中描述说。
这一下开始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五级跳。第一代市场是1982年开始的稠城镇上的小百货市场，卖别针、线头、纽扣、头绳，人称“草帽市场”。第二代市场开在了新马路上，有了水泥地面和水泥板摊位，接着，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气派，第三代市场开始有了高楼，第四代开始被国家工商总局称为“中国小商品城”，第五代市场干脆就称为“义乌国际商贸城”。
开始时这些摊主们大都是倒买倒卖，所谓“全国买，全国卖”，其后巨大的出货量开始带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其中众多企业主前身正是在小商品市场上摆摊卖货的小商人。其中有楼仲平的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当初夫妻两个租用两间民房，购来两台机器，两人日夜不息做吸管的小作坊，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饮用吸管公司，生产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吸管，每天出口吸管8吨。也有陶海弟的拉链生产公司“伟海拉链”，此前一直摆摊倒卖拉链的陶海弟，如今是全球最大的拉链生产厂商，“伟海拉链”每年生产的拉链如果连起来，可以绕赤道200圈。还有以生产袜子著名的“浪莎”和“梦娜”，以及生产饰品闻名的“新光”——浪莎袜业还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
这里不是什么都有，但是几乎什么都有，一位到义乌采购的商人说。现在的义乌小商品城，“5.8万个摊位、2.5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50万种商品目录中的40万多种，每天接待客人20万人次，1000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们发现，义乌的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拥有无限包容力与张力的市场’：既有嘈杂的由2000多个1米宽的小摊拥挤而成的袜子市场，也有宽敞明亮的、由装着宽带的4万多个摊位组成的国际商贸城，还有几十条仿佛是不断膨胀地要溢出来的内衣街、围巾街、拉链街、箱包街50平方公里、68万人口的小城吸引了8000多名肤色各异的外国常驻者；大街上美式快餐、韩国烧烤、日本料理、清真餐厅和招牌上的英文、韩文、日文、阿拉伯文和谐相列；为数众多的私人旅馆里，配有连着宽带的电脑，电视里可以看到CNN、BBC和中东地区的国际频道。在义乌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人都依靠市场而生，商人、企业主、房东、工人、三轮车夫都在围着市场转，连偏远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靠着叠围巾的加工活每天赚上一二十元。”黄平在《发现义乌》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