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60年·成长地标

    苏州工业园是中国在开放之后努力学习东亚邻国，加入所谓“雁阵模式”的一个标志。1994年2月26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和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钓鱼台签署转移公共行政软件以开发和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出席了协议签订活动。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位于历史名称苏州的东侧，尽管苏州没有机场，但是来访者可以从上海的虹桥机场或者浦东机场方便到达。这块园区行政区域面积288平方公里，下辖三个镇，户籍人口30万，其中，中新合作开发区规划面积80平方公里。建立这块工业园的目标不仅仅是招商引资，双方希望通过移植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城市建设经验，将这块工业园建立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和现代化、园林化、国际化的新城区”。目前，苏州工业园以约占苏州市3.5%的土地、5%的人口、7%的工业用电量以及1%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2%的COD排放量，创造了全市15%左右的GDP、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25%左右的注册外资、到帐外资和进出口总额。

    1970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不承认一个独立的新加坡的存在，李光耀在他备受赞誉的回忆录中说。中国的广播和报刊把新加坡称为马来亚的一部分；官方媒体不断指责“新加坡当局”；1968年，李光耀被北京电台称为“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务实主义者李光耀却一直是中国最热忱的观察家。1971年10月，新加坡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投票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发表了一个几乎像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声明：新加坡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只能由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的态度转变发生在1970年。随后，1976年，李光耀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但是身为华人的李光耀仍然心存疑虑，担心中国会把同样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当成一个“亲属国”，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小国大都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奇怪关系。他后来回忆说，“为了确保没有人会认为我们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访华，我们的17人代表团里有一位贾夫纳出生的淡米尔族外长拉惹勒南和一位马来族政务次长麦马德。他们将出席所有的会议，会议也都会以英语进行。”只可惜当他们访问北京时，周恩来已经病逝；而邓小平仍然没有复出。

    中国和新加坡的真正蜜月出现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和李光耀一样，邓小平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邓小平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新加坡地好感。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对邓小平说，“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都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没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当时新加坡已经因为自己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被视为东亚经济奇迹的一部分；而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文革动乱，邓小平才开始驱动中国经济的恢复。李光耀回忆说，邓小平当时一言不发。后来李光耀看到邓小平在1992年第二次南巡时，对媒体发表讲话说，邓希望广东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不只经济要要追赶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好”。这时，李光耀意识到，“他早在14年前的那次晚宴上，就接下了我悄悄抛给他的这个挑战”。其实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已经表示了中国要想新加坡学习的意图，他对李光耀说：“因为我们缺乏经验，但是本领是可以学会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学习”。

    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评价引发了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和代表团访问新加坡的狂潮。“有了邓小平的首肯和鼓励，数以百计的代表团，大多是非官方人员，浩浩荡荡地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和记录簿，要从我们的经验中学习。新加坡可是受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认可的。他们把我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凡是觉得有吸引力，可以在中国各大城市里复制的特点，都详细加以研究”，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而其中对新加坡的学习最为显著的，正是苏州市政府。1992年9月，李光耀和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一同访问苏州，“当年的苏州处处是破败景象，河水污秽混浊。但是我突发奇想，认为我们有办法把苏州重新发展成一个美丽的城市，并在毗邻地段开发一个工商业区。”

    显然，苏州市的政府官员和李光耀抱有相同的想法。午餐结束之后，当时的苏州市市长章新胜突然把李光耀拉到一旁问道：“新加坡有500亿美元的储备吧。”这位市长从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得知了新加坡那还算庞大的外汇储备数字。

    在李光耀的记忆中，接下来的对话是，章新胜建议：“怎么不考虑把其中百分之十带到苏州来投资，让我们也像新加坡一样实行工业化？我担保给你特别待遇，确保新加坡的投资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