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回答显示了他对中国政治体系的理解：“精明能干的市长总是很快就获得擢升。之后呢？”
“好，起初我的接班人可能给你添麻烦，不过久了他也就不得不沿着我制定的路线走。苏州人要的是他们在电视和报章上看到的新加坡，有工作、有住房、有个花园城市。”
“你没有权力为我们提供一片绿洲来发展一个小型新加坡。你还得有中央政府授权，才能做到。”
12月份时，章新胜告诉李光耀，他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提交了他的建议，这位市长同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过从甚密，这让他有机会提交这份建议。
随后，李光耀写信给当时中国的副总理朱镕基，阐明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计划，“一份政府对政府的技术援助协议书，内容说明在苏州一个约100平方公里的地段，转移我们在吸引外资、建设工业区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所谓的‘软件’），并同时发展住房和商业中心。此外，新加坡财团和外商也会同苏州市政府合资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整个开发工程可望在20多年内完成，只不过要使新加坡的处事方式适应中国的不通国情，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
李光耀还取得了包括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李岚清和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中国政治领袖的支持。
1994年2月26日，李光耀和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钓鱼台签署转移公共行政软件以开发和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也亲自出席。
2000年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办公室发表的论文《借鉴实践深化——苏州工业园区六年借鉴新加坡经验成果回顾》中，阐述了苏州工业园区想要借鉴的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型国家，其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经验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相媲美，它在城市与建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大众住房（组屋）的规划与管理、交通管理、开发区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作为一个高度市场经济化的国家，它在政府经济战略的制定，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经济的相结合，大规模吸引外资、建立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制体系等方面，颇有独到之处；作为一个社会文明建设较为成功的国家，注重按照国情，将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法律体系有效地结合起来，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严格社会管理，以及廉政肃贪、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等方面，对我们也不乏参考和启发之处”。
这份枯燥的政府报告，以及苏州工业园区编辑出版的借鉴新加坡经验的两本论文集，都表现出苏州和苏州工业园区在学习新加坡方面几乎无所不包的雄心，从新加坡在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它竟然有序的城市规划、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它的人才政策和高等教育制度、它花园般的城市到它良好的治安和治理腐败的秘诀。
但是显然，苏州工业园区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更加引人注目，2000年5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报道说，苏州工业园区是一个精彩的谜。这篇赞扬性的报道写道：“这个位于苏州北部金鸡湖畔的地方，6年前还只是洼地瓦舍，但是，仅仅3年，它就完成了首期8平方公里的高标准开发，在全国开发区中创造出单个项目平均投资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记录；5年，荣登英国权威杂志《企业预测》评选的亚洲十佳工业园行列……”它沉浸在苏州工业园成立6年就吸引来36家世界500强企业，累积引进外资70亿美元，在全国40多家开放区中位列三甲的经济奇迹中，也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苏州工业园区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管理制度和邻里中心策略。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了对苏州工业园的一些不满。他认为苏州地方政府过于重视苏州工业园在经济上能达到的目的，而忽视了其它新加坡的经验。“北京最高领导人都很清楚，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的本质，是为了转移新加坡在策划、建设、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开发一个集工、商、居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城镇，以吸引高素质的投资者。苏州市政府却为了保障狭隘的地方性利益偏离了正轨，同核心目标渐行渐远。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新加坡的模式，怎么重视金融管制、蓝图总策划，为投资者提供持续不断的服务，这些是我们的软件。但是他们要的确实硬件，就是那些我们建得了的高楼大厦、公路、基础设施，以及通过我们在国际上的联系和信誉所能吸引到的巨额外资。”
李光耀的另一点不满是，他认为苏州市政府违背了最初的承诺，“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开发的另一个工业园区苏州新区，同时操纵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价格，使新区比园区更具竞争力”。
其实抛开这些，可以看出，李光耀试图向苏州输出的是新加坡的一整套经验，其中很多涉及到政府的利益，他想要再造一个新加坡；而中国的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在内，想要的只是，最好在不触动政府现状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才是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