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和警察对抗，不如说他是在与整个官员集团对抗”，作家凌志军说。新闻记者们都得到了上级的指示，一律不准介入大邱庄事件；而那些在1980年代曾经帮禹作敏说过话的政治领导人这次也都沉默了。最终的结果是，1993年4月，警察抓住了打死人的四个讨饭，然后逮捕了禹作敏——当然也不是所有大邱庄的人都这么不冷静，在禹作敏决定与政府和公安机关公开对抗的时候，津海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延军以死相劝，拿起桌上的烟灰缸打破了自己的头。津美集团公司总经理赵书忠，在禹作敏与政府对抗期间，借故跑到外地，用电话指挥本公司的生产和经营。
凌志军说，尽管媒体鲜有报道，但是禹作敏的被捕仍然引起渲染大波，“那些天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禹作敏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浪潮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
对于禹作敏这个人，凌志军的评价最为中肯：“邓小平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创造了禹作敏这样的人。从很多方面来说，禹作敏都可以算做中国人中的罕有人物。他的罕见不是因为他的显赫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藐视显赫和嘲弄财富。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在漂泊流浪中度过童年的人，一个只接受过三个月私塾教育的半文盲，一个到了中年还食不果腹的人。直到五十多岁，也即城里人接近退休的年龄，他才开始了震撼全国的历程。他的命运以及他对亿万农民产生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可与之相比。陈在毛泽东时代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国家权力更迭中又丢掉了这一切。这个人却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鸣惊人——有几年他的名声甚至在那些党的高级官员之上，却又在邓小平时代结束的时候锒铛入狱。他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都使得一些人兴高采烈而另外一些人垂头丧气。”
而失去了这位褒贬不一的农民，大邱庄尽管仍然在经济上保持不坠，但是却很难寻回昔日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