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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1964年到1978年的三线建设中，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它也是毛泽东本人最宠爱的工业工程之一。攀枝花在四川省西南部，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由于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大规模的铁矿，攀枝花才有兴建的可能。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要上马开发攀枝花的铁矿。在他的一再催促之下，从1965年3月开始，铁矿开发和城市建设从1965年开始大规模上马。这座初名渡口，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的城市得名于一种名叫“攀枝花”的植物。它最重要的工程——攀枝花钢铁厂，因为人们在一个突兀的山坡上建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厂而号称“象牙微雕钢铁城”。这个城市是那个特殊年代工业大转移的缩影。
对攀枝花更常见的称呼是“木棉树”。它隶属于木棉科落叶大乔木，性喜光，喜暖热，耐干旱。攀枝花属于速生树种，载下去十年左右就能够开花结果。它的花颜色鲜艳，每年3月盛开时，在绿叶丛中，就好像燃烧了一树的红色火焰，因此，也有人称攀枝花为红棉和英雄树。
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一个县城，处处长满了这种鲜艳的红色花树，金沙江穿过城市和鸦砻江汇合。红军长征曾经穿过这片地区，在距离这个小县城数十公里的会理县城召开了会理会议。当这军队最终穿越国境，完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征程，并且随后迅速恢复，而且最终在北京建立了新的政权之后，共和国的领袖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他们曾经穿越过的这片土壤。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这片土地下面埋藏着丰富的铁矿和煤矿。
不过，归根结底，在这片如此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个大型的钢铁生产基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1960年代对战争的恐惧的产物，而不仅仅是考虑到它长满红色攀枝花的土地下深埋着的铁矿石和煤炭。
大跃进造成的挫折和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沉重打击，本来已经让这个新生的政权痛定思痛，开始更加注重人民生存之根本的农业和轻工业，而不是仿效苏联完全侧重重工业的发展。1962年2月，在中南海西门南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共高层的经济专家陈云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方法》的讲话。陈云在党内的经济专家地位在根据地时期就已经确立，他曾成功的控制了根据地的通货膨胀，并且让那个岌岌可危的经济体一直健康，而且还支撑了共产党政权的扩张。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提起陈云时，曾经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是陈云当家不可能出这些乱子”。陈云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必须“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
这个思路得到了大多数中共高层的认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工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但是当国家计委的领导人李富春按照将按照这一思路所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向国家主席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上。和陈云、周恩来、李富春一样，毛泽东认可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他曾说：“搞工业干什么？搞钢铁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
只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让毛泽东仍然对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不能忘怀，“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三线地区和今天流行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分法不同。在《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作者陈东林解释道：“三线地区，是指1964年至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由中国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一线地区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西南、西北地区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地区指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比如江西、安徽。”
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正包括攀枝花。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1964年8月发生的越南战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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