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编辑李友久到遂平县调查。李友久虽然地位不如副总理谭震林显赫，但是以《红旗》杂志当时的地位，它的编辑也就站立在一种理论上的高地。而当时的理论对实践的影响是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们难以想象的。李友久对卫星公社的党委书记建议说，公社的名字中最好有一个地名。这里什么地方最有名？当然时嵖岈山。但是嵖岈山只是遂平县南的一个小村庄，公社不能建到那边。李友久说这没关系，公社可以建在其它地方，但是名字中带嵖岈山的地名。李友久又开导公社的党委书记说：“这是谁的公社？”
公社书记不加思索地回答：“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面应该加上人民两个字”。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公社就有了自己正式的名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卫星公社名不虚传，成立第一年就放出一颗卫星。6月夏收，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宣布自己达到了小麦亩产量3821斤的高产卫星。这条新闻被急于证明合作化和公社优势的媒体放大，因为它们知道，毛泽东和他急于证明合作化和公社优势的政治伙伴们，急于得到一条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论敌的谬误。
6月18日，《人民日报》和《河南日后》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韩楼大队小麦亩产高达3821斤的高产量。
后来，人们发现，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10210.9斤，除以2.9，将20亩地的产量算到2.9亩的头上，如此计算出来的。
但是高产卫星已经成为传染病。没有人会去想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高产。或者，按照农民的常识，基层的干部和农民不可能不知道遂平的这个数字存在谬误，简直是在吹牛，是在欺骗党和毛主席。可是欺骗的结果是党和毛主席都如此兴高采烈。一时之间，政客的本能和农民的狡黠结合到一起，让1958年的夏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狂欢，或者说一场极为荒谬的骗局。
“虚假的局面是以现代科学的统计方式来造就的。最初发生在1958年6月，几乎全部围绕着土地的产出展开。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侯、麻城、孝感、繁昌、郫县、寿张，诸如此类的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高产已经成为整个农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刷新。6月8日这一天，最高纪录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的手中，为一千零七十五公斤。三天以后为河北省魏县打破，为一千一百九十七公斤。此后，纪录又在各个地方的竞争中一路上扬，16日为一千三百三十二公斤；18日，二千二百零六公斤；23日，二千三百四十四点五公斤；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为二千五百五十一点五公斤。到7月，记录又连续四次被刷新，亩产高达四千四百公斤。8月的记录，由七千五百公斤增至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七点五公斤。9月1日，《人民日报》说，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亩小麦可以收获六万公斤，另外有一亩山药可以收获六十万公斤。事情已经离奇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却远未登峰造极。最高记录在两周以后为四川郫县打破，18日，他们说自己的水稻亩产为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二点五公斤”，凌志军记录道。
按照遂平县的计算方法，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算做2.9亩的总产量，那么最高一个数字，水稻亩产四十一万多公斤（注意，单位是公斤！），会是将多少土地的总产量算做一亩地的总产量？终于，由遂平县卫星公社开启的荒唐的试验，到了极端无理智和荒谬的地步。
而毛泽东此时担心的问题很简单：“这么多粮食，农民怎么吃得了呢？”在看到报纸报道出的新闻之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喃喃了一句。
此后许多年，人们也无法明白，理智何以丧失，常识何以被抛弃，而抛弃常识、丧失理智的人当中，很多人正是以坚持常识和理智闻名。
由遂平开始的卫星公社在徐水县达到高潮。徐水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部。这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县城。春秋属古燕地，战国是燕赵会战前沿。西汉初期设县。徐水的名字来源于县城境内的徐河，这个名称在1913年开始用来称呼这座县城。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徐水之所以成为地标，是因为它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的激进地位。其地位宛若今日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深圳、浦东。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结尾说：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