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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毛泽东站在一片麦田中微笑。他头上戴着一顶农家的草帽，白色衬衫扎在裤子中，露出黑色皮带和凸起的肚子，脚下的麦子浓密生长。他满面笑容，照片中光滑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任何岁月刻下的痕迹。
这是他在出行频繁的1958年留下的一张照片。谎言导致的恶果并未完全显露出狰狞面目。人们仍然在欢庆着丰收。他们不知道暂时的欢悦需要付出日后的饥荒和死亡作为代价，笑容将被因为饥饿和死亡带来的愁云取代。
当他乘坐的专车在8月4日的下午驶入河北省徐水县时，领袖的心情显然是愉悦的。事情正在按照他的设想在一步一步前进。这个国家距离他计划中的乌托邦之国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它提前从他和他的同志们规划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正在进行着更为惊人的大跃进。
迎接他的地方大员们包括河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和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显然，主角是张国忠，正是他们在那场不久前的大放厥词试验中的表现，吸引来了共和国最高领袖的目光，并且随后亲临。
人总是如此矛盾。直到今天我们也相信，大部分中国农民，包括基层的官员，他们善良而且真心崇敬毛泽东。他们甚至将这位湖南人当作神一样看待。但是，他们并不介意用不断重复的谎言来欺骗他，或者我们可以解释为，就连说谎的人本身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当毛泽东询问农民们收成如何时，他得到的仍然是那些高得惊人得数字，“夏秋两季计划生产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徐水县得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
毛泽东的反映很奇特，他没有质疑这个数字，也没有简单的表示赞赏：“你们夏收才收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幕场景发生了。所有人都开始认真思考这个根本不会存在的问题，所有人都开始为自己并不拥有的丰裕忧心忡忡。
“粮食多了换机器”，张国忠回答。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每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也不要你的粮食啊！”
又有人出注意：“可以用来造酒”。
“每个县都造酒，哪用得着那么多久啊？”毛泽东又说。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当毛开始笑得时候，所有人也都跟着尴尬得笑。
最后还是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公社的社员们可以一天吃五顿饭，农民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修习，搞文化、学技术。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更快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口号一直回荡着，无论是毛泽东在农田中，还是去看大炼钢铁的现场。
毛泽东真的相信了这些违背常识的数字，尽管他本人一直在反复告诫他的下属，要“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根据杜润生的回忆，“毛泽东相信了各地各地亩产上千、过万斤的‘卫星’之后，遂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中央要胡乔木主持进行研究，把张劲夫和我两人叫到北戴河，与农口的谭震林、廖鲁言等人一起研究。得出结论是，只要亩产达到一万公斤粮食，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造酒，任何办法都无法有效处理那么多粮食。于是，毛提出了‘三三制’（即用耕地得1／3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种树种草）。”
这种状况让他始料未及，但却真正陷入了胜利的喜悦和幻想之中，他在1958年9月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22年的仗，21年就是不胜利，而在22年这一年，就是1949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
“你看怪步怪”，毛泽东反复说着这句话。但是显然他并不认为这种奇怪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
杜瑞生说，有一次，毛泽东去问当时甚至现在最富盛名的共和国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成粮食，一亩地4万斤是可能的。”——后来钱学森解释说，他说的只是一种科学上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
廖鲁言则说，现在情况是科学家跟不上农民了，农民远远走在他们前头了！
于是就真有科学家不失时机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稻子或者麦子都具有亩产二万斤的潜力，只要让它们把太阳辐射稻土地上的光能利用百分之三十，就可以做到。
社会主义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了这场数字的盛宴创作出很多今天看起来会觉得可笑的诗歌：“一棵玉米冲九霄，彩云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直弯腰”；“稻粒赶黄豆，黄豆赛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
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技巧被发明出来，支撑这些匪夷所思的数据，当然，这些理论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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