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换班。狼狗白天由日本兵牵着，夜间全部放开。若想出逃，不用说那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是这些大狼狗也无法对付。另外每区设一中心大狗圈(有30多条大狼狗)和一个医务所(实际是屠杀劳工的机构)。
劳工们开始进山时，还能吃上几顿玉米面饼子，后来就是黄豆粕子掺橡子面的混合稀粥。一年四季喝的是山水、雨水和雪水。最困难是穿的，劳工人棚分班编号后，每人只发一套作业服(灰更生布)，为此，不少劳工大都穿水泥口袋制的“纸衣”来遮体、御寒。这种奇异的“服装”，不论盛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一年四季不离身。
每天早上出工前，各班劳工集合在大棚前“点呼”(点出勤人数及个人号码)，然后，戴上“黑帽子”，在日本兵的监押下出发，劳工每人左手扯一条长绳子，右手持工具。每班一条绳子，时间长了，日本人也就把每班称为“条”或“串”。
到现场时摘下黑帽子，按监工员的命令干活。中午不准出坑，发给每人两个黑饼子、一块咸菜。为此，劳工都不知道具体作业地点，更无法知道去现场的往返路线。收工后仍然“点呼”然后按“条”戴黑帽子回棚宿营。对劳工监视、看管最严是夜间，睡前“点呼”一次，一律头朝里睡，把每人的左肢用一条大绳拴住，五个人拴在一一起叫“一串儿”。夜间不许大、小便，有特殊情况时，则一串人起来，同去同归。
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让中国劳工活着出五顶山的。在山内的劳工大致分两部分：一种是可以转移工地的，如修盘山道、盖席棚、修筑蓄水池、化雪池、伙房以及干零活的勤杂、开山打石头、打砂子的劳工均可以干完一项工程，转移到另一区去。但另一种挖山洞，挖秘密军用仓库、修碉堡、地下道以及攻防重要军事绝密工程的劳工：日程结束之日便是全部劳工“归天”之时。但无论哪种劳工都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稍有时间上的先后罢了。
日本侵略者屠杀劳工方法之多、手段之残酷，真可谓古今罕见。
(一)劳工的“医疗所”和“狗圈”
劳工们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伙食低劣得连狗食都不如，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怎能不得病？但是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劳工们也帮助瞒哄着，一旦被发觉(多半已是卧床不起者)，鬼子兵便拉着去送“医疗所”，多半是有去无回。
劳工们把医疗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生病的劳工被加上传染病之名后便是狼狗圈的“上宾”。鬼子兵们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噬时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一麻醉针，而后便投人大狼狗圈。
鬼子兵们对山里所有的狼狗很少喂其它食物，大都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个个吃得膘满肉肥，皮毛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二)贻害劳工的大烟土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如果说有点“优待”，那就是从人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烟份，半年后发两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三个大烟份(约一钱半)。因此，劳工们全染上了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劳工区，也无法生存。说是“优待”、“治病”，实际是慢性杀人。
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用一枪一弹，只要三日停发大烟，全棚劳工便就地长眠。这大量的烟土，是日本开拓团专为五顶山军事工程种植加工的。
(三)屠刀下的劳工
同一区的劳工，棚与棚是严禁接触的。每棚四周全是电网，鬼子兵的岗哨居高临下地日夜监视。日本鬼子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在驻地食宿，发现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的迹象，便当着众劳工的面，用战刀砍头示众。在干活时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也照样砍头。有时也不知因为什么，日本鬼子酒后随便把哪个人拉出去砍头。
(四)惨死于毒药
一项工程结束，日本鬼子也要开个“庆祝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饭食：两合面的馒头，一大碗带油腥的菜汤、两块日本咸菜。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当然个个狼吞虎咽。可谁知，日本鬼子在饭菜里下了毒药。时间不长，全棚劳工便一排排、一条条地头朝里，规规矩矩地死去了。第二天，日本鬼子便宣布：“某区、某棚劳工得了传染病全部死亡。”为防止“传染”，倒上汽油，放火焚掉。
(五)送劳工“回家”
对入山较久的劳工们(幸存者)，当某项工程结束时，日本鬼子便大讲特讲：“劳工们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让劳工们到指定地点集中，点名上车。劳工们要照样戴上黑帽子，坐在蒙得严严实实的卡车里满山转悠，最后送到“万人坑”一车一车地杀掉。
对临时从山下村屯抓去的车夫、干杂活的人也从不放过，先用铁条捆绑双手，逐个地砍头杀死。住富锦县大榆树乡宝林村的马运荣(外号马铁脖子)，便是1945年8月9日被鬼子兵抓进山的车夫，被日军在撤退前用战刀砍倒在南山区。这次共砍了1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