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暗中放跑，然后公开向中队、大队报告了事)。
此外，天天同我们劳工一起下洞挖煤的，还有几百人组成的所谓“劳光队”(是政治犯人的劳动组织)，头头是日本鬼子，领着他们天天下洞挖煤。走动时几个人用绳子串在一起，监管的特别严。我亲眼见到，他们有因吃不饱饿死的，有因下洞挖煤累死的，还有被冒顶砸死的，更有直接被打死的。时常看见抬着几个死尸，从我们旁边走过，埋到南山坡去。
据目击者张玉昆见证：
1944年(伪满康德11年)阜新新丘矿下菜园子，由日本鬼子用火车从关里抓来600多名所谓特殊工人，从车上下来，都是一串串全绑着。据说是日本鬼子坐着汽车，在山东、河北省农村，实行围屯抓青年，抓住一个绑一个，往车上一扔就拉来。到矿上立即把他们都圈到大房子里，周围全用电网围着，门口设几个荷枪实弹的岗哨，根本不准随便出入。下调挖煤上、下班时，也有日本鬼子用枪看着。
当伪满洲国临近垮台时，这些特殊工人中，有一个带头的大汉。扛着铁锹，把600人队伍拉出来，领着队伍冲到门卫处，为首的工人，一个箭步冲上前，手起锹落，立即把门卫劈死，下了枪支垃着队伍就走了。
1940年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节节失败，国内资源枯竭，日本侵略者公然在它所统治的鸡西各个煤矿提出了“少吃饭，多出炭”和“少用木头换煤炭”的口号，使矿区大面积空顶作业，加之井口通风不良，大冒顶和瓦斯爆炸事故层出不穷，死亡矿工人数成倍增长。
日伪统治者为了处理大批矿工、工人家属的尸体，先后在恒山、滴道、城子河、麻山等矿修建了十几座死人仓库，挖掘了七个万人坑，每天用大车或汽车从死人仓库、病号房(工人叫它“太平房”)源源不断地向万人坑运送尸体，造成矿工心理上的极大恐惧和愤慨。
日本法西斯为了销尸灭迹，掩人耳目，又在各矿设置了烧人场，修造了炼人炉，不到8年时问，就烧掉了近5万具户体。令人发指的是有的矿工、工属不等断气就被扔进死人仓库、万人坑或投入烧人场、炼人炉活活焚殁。
城子河煤矿五井地区老工人张生讲：
我是伪满死人仓库的见证人。伪满煤矿的死人仓库是临时放矿工尸体的地方，凡是矿工集居的工棚、训练所、矫正院都设有死人仓库。城子河矿的死人仓库是1942年设立的，比较大的死人仓库有三处：矫正院死人仓库、训练所死人仓库和二太堡死人仓库。死人仓库存放的尸体开始是用两副活底棺材往万人坑抬；后来死的工人越来越多，就用牛车或汽车往外拉。
我是1942年被日本鬼子派到特殊工人训练所死人仓库、拉死人的。凡是死难的矿工和工属，不管男的、女人，衣服都被把头扒光卖了，然后把白条尸体成垛成垛地码在死人仓库里栽每天赶着大丰从死人仓库里往万人坑或烧人场拉死尸。
日本鬼子把拉死尸的车叫做“白条车”。一车装十四五具尸体。夏天，死人仓库每天存放的死尸三五十具不等。冬天，每天要存放上100具尸体。把这些尸体拉到二太堡的万人沟(坑)后，50多具尸体垛在一起，然后浇上火油，点燃（拌）子烧掉。从1942年到1945年，仅城子河煤矿这三座死人仓库就拉出尸体5000多具。
当时我们矿工把日本人叫小鬼子，其实他们的心比小鬼子还要狠，有些伤病工人没等断气，就被拉到死人仓库上垛；一经上垛，就是不饿死，也会被上面的尸体压死。
我们城子河矿现任矿长聂志平，1942年被日本人从山东临沂县抓到城子河当劳工，因得了重感冒，日本人硬说是“伤寒病”，让把头刘百荣和陈广友把他拖到死人仓库，聂志平的叔叔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刘把头救他侄子一命，反而被刘百荣用炉钩子劈头盖脑打了七个大包。后来多亏他叔叔把聂志平藏起来，才幸免一死。而和聂志平一块从临沂抓来的斗云生因病没等咽气，就被日本人拖进死人仓库上了垛，被活活压死了。
1942年，为了完成这个工程，日本鬼子强迫老百姓为其无偿劳作，成为其任意残杀的劳工，开始在五顶山修筑秘密军事工程。
五顶山的劳工2万余人，全是外地人。大部分是来自热河、锦州、河北、唐山等地，多是当时抓的“浮浪”，其中也有华北、山东地方抗日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所谓“政嫌”人员。抓来的劳工一旦被决定送往富锦五顶山，便被集中到指定的地点，给每个人戴一顶“黑帽子”，将头部套严，无论乘火车还是轮船，不到地方不准摘掉。
日本关东军对全山劳工的管理是区、棚、队、班管辖。全山分若干区，山内由日本关东军统辖，山外由伪靖安军骑兵团设防。山内分东西南北四个区，每区下设若干棚(劳工住处)，每棚住100到120人，每棚两个从，每队4个班，每班10到15人(缺额不增补)。
每棚劳工有一个日军小队看押(10到12人)，并配备3到5只日本狼狗。日军看押劳工的小队分两班，每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