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拉尔和黑河是华北劳工聚集的地方，为了掠夺劳工的工资，不使资金外流，同时也牵制华北劳工，使其滞留在东北，伪满政府以进行娱乐为名，在两地分别设了6个赌场，大力提倡劳工赌博。赌场由日本大把头控制，并有警察维持秩序，当地政府收缴税款。很多劳工因输了钱而自杀，尤其是华北劳工，把一年的积蓄在几天之内，甚至一夜之间全部输光，无法回家或汇款，被迫留下作工。这些劳工的家庭因得不到汇款，有很多妻儿老小被饿死。
伪满政府为加紧掠夺劳工的工钱，从1941年起将两地赌场集中起来，统一由政府管理。黑河、海拉尔的赌场，一直持续到伪满垮台的时候。
据伪满调查，1941年日伪当局征集使用的劳动力，一般劳工为192万人，特种劳工为3.3万余人，共计为195.3万余人。据称，该统计中特种工人是实际作业数，如加算伤病死者，总数将达200万以上。
另据《满洲国史》记载：
1944年的劳动力动员计划是331.3万人，其中勤奉队23.8万人，“行政供出”71.7万人。这个计划虽未完成，但使役的劳动力仍保持在250多万人。
1945年，总计计划数字有所减少，这是经济严重破产和劳动力来源枯竭的必然结果，但在总动员数221.4万人中，靠强制征集即所谓行政动员，占198.2万人，即将近200万人。
由此看来，自1941年实行劳务新体制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战争计划，每年酷使着200万以上的中国人民，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这200余万人中，至少有四、五十万人，是在日本关东军刺刀下负担着沉重的劳役。
据关东军的资料记载，1942年军方所需劳动力约40万人，其中华北劳工占4万人，1943年所需数量大致与1942年相同。当然，使役工人最多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所谓重要产业，几乎占半数以其中矿山最多。早在1938年，矿业部门使役的劳动即达20万人。1941年增至38.1万人。
1945年矿业部门“在籍查定数”则为53.4万人可估计到，矿业部门每年使役劳动力很可能是数以百万计。其他如交通运输、工业、土建和林业等部门，也都是使役劳动力比较集中的部门。
在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实行严格配给的情况下，劳工伙食的恶劣情况是不言而喻的。哈尔滨油脂厂有个姓冯的被征集作劳工，住在路边的棚子里，每顿饭吃稀粥。同厂又一个姓李的工人，也曾被抓去当劳工，吃的是发了霉的黑豆面。
据一个汉奸省长供述：
1944年勤劳奉公队建筑东辽河水库工程时，队员每天吃的是三碗高梁米饭和一点咸菜。上面已经谈到，伪满的粮食配给标准本来是很低的，加上层层剥削克扣，能够吃到工人口中就更加可怜了。但就是这样微少的粮食，也是时断时续，得不到保证。
1943年，阜新煤矿有一度除日本人外，三天未配给粮，结果有200多名工人用怠工方式表示抗议。厂方知道配给粮远远不敷需要，唯恐一次发给后被工人吃光，因而总是用两三天发放一次的办法来维持工人的不死不活状态。所以，在伪满后期，广大工人和贫苦人民，常常是以糠菜和橡子面度日的，无米断炊，揭不开锅的悲惨景象极其普遍。
但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却被拉长到最大限度，劳动强度被提高到无法忍受的程度。1939年至1940年，伪满一般工业部提到伪满后期千百万劳工的伤病死亡情况，使人不寒而栗，毛骨怵然。
1942年1至6月，东边道开发公司工人患病者达1630人，死亡268人，而全公司工人不过3000多人。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特别是从华北被强制遣送到东北的特殊工人死亡最多。据伪满警务总局统计，1943年1至6月，各煤矿特殊工人死亡1154人。一个日本战犯也不得不供认：“在我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1943年在兴安岭筑城工程中，4万名劳工有3000名死亡。”正是因为工人大批死亡，在各个使役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都无例外地有埋葬中国工人尸骨的“万人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早就垂涎三尺。因为煤炭、钢铁、石油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战略物资。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后，在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的统治下，设立了北票煤矿复兴委员会及北票煤矿临时营业局，后改为日伪合办的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由1936年4月并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成立了冠山、台吉、三宝三个采炭所。
根据伪满洲国《产业开发计划》，从1937年着手大量开采掠夺北票煤炭。同年，在日本侵略者的亲自策划和监督下，开始大量开发三宝、台吉地区。开凿的这些矿井，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相继投产。到1940年北票煤炭年产量就超过了100万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所需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