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趴在地上砌石头。当这位伪满大员刚要张口训示时，只见这500多人一齐跪下，请求省长发给鞋子。
1942年10月，关东军要求伪满洲国实施穆兴水路修改工程。该工程就是把流入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加以修改，以便形成对苏作战的有利阵地。该工程计划3年完成，共动员了7000多名劳工，总投资1000多万元。由于局势紧张，关东军要求提前完成任务。所以，这些劳工不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都在冰水中作业。工程经营部门不发给任何劳动保护用品，连水中劳动必备的皮靴也不发给，劳工常年泡在冰水里。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广大劳工身体受到了严重损伤。
1943年9月，天气突然寒冷，劳累过度的劳工大批患病，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死掉了1700名劳工。事后，伪满政府只将现场负责施工者以减薪处分了事。
由于极其繁重的劳役，长期饥饿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劳工身体极度衰弱，各种疾病、瘟疫到处流行，劳工染病死亡者到处可见。
据满洲新闻报载，1943年4月，通化县曾对1000名勤劳奉公队健康情况进行调查，其中患病者占75％(约750人)，剩余的25％身体状况也不符合健康标准。勤劳奉公队都是身体强壮的青年，他们的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劳工更可想而知了。劳工大批患病，大都是工程承包人野蛮的管理造成的，他们不把劳工当做人，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
据通化宪兵队1942年8月3日报告：“大栗子沟采矿所今年新来的劳工2438人，一至六月患病者达到1000多人，其中死亡268人，大多数都是特殊工人。”生病及死亡的原因是在严冬中“取暖设备不完善，配给量不足，进山后气候不适”。患病者大多数属于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主要是饮食和生活环境所致。伪满时的煤矿是劳工的地狱，患病者最多，而且经常发生危害极大的传染病。
1941年5月至7月间，阜新煤矿五龙采煤所的工人宿舍，有100多名劳工患了伤寒病。如果把这一情况向医务、警察部门报告，采煤所的劳工将被全部隔离而停止作业。为了不影响采煤，采煤所长玉置喜雄命令，将这些患病劳工秘密监禁在一栋房子里，房内既不消毒，也不给诊断医治，而且减少食物的配给。在不到几天的时间里，就有20多人死亡。
1944年，鸡西煤矿发生斑疹伤寒，由于煤矿当局只顾煤炭增产，不采取治疗办法，结果使500人丧失生命。伪宁安县长刘长贯去慰问本县供出的劳工，结果也染病身亡。劳工患病后，不但得不到治疗，还要强迫去干活。
1943年夏天，抚顺龙凤矿发生霍乱，日本人监工摸摸劳工的脑袋硬不硬，硬就得干活，干不动就打。实在不能动的病人就送到隔离所，不给饭吃不给治疗，快要死亡时就被抬出去扔在山沟里。开始时还有一个小棺材，后来只用两条铁丝把人抬出去。龙风矿的这次霍乱，闹了一个多月，共死了100多人。
对劳工残害最严重的是关东军的军事工程，恐怕其阴谋暴露，在工事修成之后，惨无人道地将劳工集体杀害。
1940年1月，关东军为了加强对苏联战备，在珲春北部靠近苏联的边境地区修建洞穴式飞机场。为此从华北召募300多劳工从事该项工程。为了保守秘密，关东军派了一个小队日军日夜警戒。劳工们在严密的监视下昼夜施工，经过两年的时间，大约在1942年6月飞机场建成。
在一天傍晚。工程管理人员把劳工召集到一起说，工程结束了，每人发给2年工钱500元，晚上大家洗个澡，明天送你们回家。劳工们都信以为真。
第二天一早，全体劳工由关东军经理人员带领，从飞机场出发。大约走出了5公里，来到一个大山谷时，突然从两边山上响起了机关枪的猛烈射击。这是日军的一个分队事先埋伏好，专门在此等候中国劳工。密集的子弹将劳工一个个地射倒，然后日本兵从山上冲下来，用刺刀把还活着的劳工挑死。300多中国劳工就这样全部被杀害了，跟来的十几名经理部人员把劳工的血汗钱全部拿走了。
伪满时期最大一起劳工惨案发生在兴安岭的隧道工程。1942年初，关东军在兴安岭王爷庙地区修筑隧道军事工程。该工程用工浩大，从东北各地征用了2万名劳工。施工中的设备极其简陋，生活条件恶劣。
1944年秋天，当工程接近尾声时，关东军将其中6000名劳工秘密处死。对外则说，这些劳工是因为劳累过度、气候寒冷而死。为此，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曾对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说：“满洲死了这么多劳工，感觉很遗憾，我们已处罚了责任者，今后一定要注意，请你原谅。”6000中国劳工的生命，以两个刽子手互致歉意而了结。
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从肉体上残酷迫害中国劳工外，还从精神上毒害劳工，使劳工丧失斗志和理智，任其奴役。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就在劳工较多的地区开设赌场、妓院，向劳工出售鸦片、彩票，鼓励劳工吸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