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拉起的铁索上铺设架桥材料，却随架随流，材料缓不济急，浮桥总无法接拢。白崇禧看着那铺满夕阳的象镰刀一般的江面，突然一惊，因为工兵们正把浮桥架设在一把巨大的浸染着鲜血的“镰刀”的刀刃上，那“镰刀”正向在铺架着的桥桩、铁索不断地挥动劈斩，一节一节的木桩、大梁，一只一只的汽油桶和木船，皆被斩断打散，随波逐流而去。不知为什么，白崇禧这时竟想起了“罗盘”张淦，如果张淦在这里，他断然不会让工兵团选择这个不吉利的地点架设浮桥的，不知张罗盘现在的情况怎样？白崇禧的思想一下走了神。
南宁的北边和西边隐约可闻沉重的大炮声，尽管白崇禧对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不乏雄心壮志，但是，现在对极需架设的这座临时简陋浮桥却束手无策，他有些悔恨，早知如此，少成立一个步兵师也要把邕江这座桥架起来！
“鹤龄，过去我们只注意修路，却不注意架桥，今后要重视这方面的建设！”白崇禧的“总结”倒也不乏“自知之明”。
可是，李品仙对刚才的谈话已经没有兴趣了，他见白崇禧呆呆地伫立在江边，对架桥和渡河都苦无良策，知道再在江边呆下去也是白费功夫，他听着远处响起的大炮轰鸣声，料想共军离南宁已经不远，便对白崇禧说道：“健公，我们还是回总部去罢！”
白崇禧对着血红的邕江，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仿佛是对他那篇“总结”最后打上的一个长长的沉重的感叹号。他摇摇头，觉得眼睛湿润而粘糊，他掏出手帕，取下戴着的无边近视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眼睛。随后，便和李品仙默默地钻进汽车里去了。邕江渡口，汽车挤，人马拥，官兵争先恐后渡河，无奈只有一般小型陈旧的轮渡船，渡日上一片混乱不堪。
第二天早晨，白崇禧刚起床，参谋便来报告：“第一兵团黄司令官请长官讲话。”
白崇禧忙披上衣服，走进作战指挥室坐到话报两用机前，黄杰已在呼叫：“健公，健公，我是黄杰，昆仑关已失，我的指挥所已于今晨由八塘移到二塘，部队已向南宁移动，请健公马上离开南宁！”
白崇禧对黄杰兵团今后的行动作了指示，并告知他将于今日上午飞海口，然后乘船到龙门港接应部队渡海。当他放下话筒站起来的时候，觉得两腿发软。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指挥室，用过早餐后，命令副官道：“把参谋长请来。”
副官把参谋长请来了，白崇禧站着对参谋长说道：“总部直属部队及家眷共计一万六千余人，大小汽车两千多辆，光洋十车，美式装备武器两百多车，由你负责率领向钦州撤退，直达龙门港登船渡海。”
参谋长答了声：“是！”
白崇禧又说道：“由四十六军的三三零师殿后掩护部队和后方机关撤退。”
“是！”
“命令总部工兵团，一俟总部撤出南宁后，立即把南宁的机场、仓库、电讯、水电等重要设施统统炸毁！”白崇禧接着把拳头往下一砸，“这些东西，一样也不能留给共产党！”
“是！”
白崇禧把参谋长拉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道：“我们距钦州是四百里，共军离钦州是六百里，我们有汽车和公路，他们只有两条腿，还得爬大山。我明天下午在龙门港等你！”
“是！”
白崇禧紧紧地握住参谋长的手，感情沉重而又坚决地说道：“除了反共到底，我们别无出路！有美国盟邦的支持，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记住：广西是广西人的广西，二十多年来，这句话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老蒋没能奈何我们，日本人也没能奈何我们，共产党又怎样了他们没有三头六臂！”
副官已为白崇禧收拾好行装，他不慌不忙地戴上白手套，看了一眼摆在办公桌上的台历，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他永远记得这一天！他忽然觉得格外轻松，也许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当一切都部署就绪之后，他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或者下盘棋，抑或去打一次猎。副官的行囊里，总少不了象棋和围棋，那支由德国购买来的新式双筒猎枪，也总是放在他的座车后边。但现在下棋或者打猎都不可能，他便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当年他和黄绍竑两人从这里撤走时的情景。他们一边走，还一边争执着刚刚结束的一局象棋残局呢，他和黄绍竑离开南宁，前往龙州到越南，转往香港，不过半年，他们把俞作柏、李明瑞撵下台，又重掌广西大权。
他相信，这次也和上次一样，不久他便会再回到这里，发号施令，把那段铁路由来宾修到南宁直达镇南关。邕江上当然也一定得架座象样的桥，广西仍要当全国的模范省，桂林的文化城地位，也还要恢复的——一定要搞得比抗战时还要热闹。这一刻他想得很多很多，很远很远，仿佛现在他不是兵败出逃，而是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似的。他见参谋长和他一起下楼时，心情沉重，神色不安，便笑着安慰道：“常言道：‘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明天下午，你们就可以跳龙门了，这是一辈子难得的好事啊。参谋长，请转告弟兄们，我预祝你们都交上好运！”
参谋长凄然地讪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