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两广正在酝酿反蒋，汪精卫心里暗喜，他估计此时蒋介石不来请他，两广实力派也会派人来请他的。只要天下大乱，对汪精卫才会有好处，他盼乱，就象久困池塘的鱼，盼望暴风雨一样。汪精卫之才，实是乱国之才。有人将“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句戏改为“国家不幸汪家幸”赠汪。
这天，果然他见白崇禧和张发奎联袂来请，便惺惺作态说道：“健生兄，向华兄，你们还是让我好好休息吧，我正准备赴巴黎住尽年，这些年也实在疲乏厌倦了。你们要反蒋救胡，你们干去吧，展堂先生这个人啊，他是自食恶果，假若当初他不到南京去倡导什么五院制，又何至于今日为蒋之阶下囚呢？”
汪精卫唏嘘一番，很有些看破红尘的味道。张发奎见他的后台老板不肯出山，便急得叫喊起来：“汪先生不到广州，我们根本就没有出路，因为我们不需要跟陈伯南搞什么合作！”
白崇禧也说道：“汪先生到广州，我们将予以全力合作，希望汪先生领导我们进行第二次北伐。”
汪精卫见白、张手上握有实力，请他赴粤又出于至诚，便叹道：“古人云：‘同明相见，同音相闻，同志相从’，二位都是北伐名将，欲为国家建功立业，兆铭虽然无拳无勇，但孙总理在病榻前留下的遗言犹在耳畔，好罢，我就跟你们走一趟。”
白、张请注固然出于至诚，岂料广州实权是操在陈济棠和古应芬手上，汪精卫到了广州，虽然没有吃闭门羹，但却被扒掉“皮肉”，只剩得一身“骨头”，陈济棠和古应芬只欢迎汪精卫一人入粤，对汪手下的大将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等却拒之门外。汪精卫心里明白，也不计较，一到广州，逢人便说：“过去我和胡先生政见不合，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大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汪精卫虽然说得慷慨堂皇，但背地里却命陈公博、顾孟余到上海活动，与蒋介石暗拉关系，看看哪头肯出高价，他便往哪头跑。汪到粤不久，粤方反蒋非常会议召开，产生了党、政、军领导机构。由于胡汉民还被囚于双龙巷，论在国民党中个人的资历，应该以汪为首席，但陈济棠、古应芬等胡派人物不愿为汪抬轿，也考虑到胡汉民有一天会回来，因此就决定各领导机构采用常委制，不设主席，由各常委轮流主持工作。汪精卫在广州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两个机构中均为常委，与孙科、邓泽如、邹鲁、李文范、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等七人平起平坐。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心里总想当党国第一人，绝不愿甘居任何人之下，也绝不愿与任何人平起平坐。民国二十八年他投降日本当汉奸，他的夫人陈璧君曾大言不惭地说：“投敌也要当第一人！”这是后话。汪精卫见粤方胡派有意排斥他，口中虽不言，心里早有打算。这次入粤，他本来以为胡汉民身陷囹圄，反蒋这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谁知仅得一常委，愤恨之余，便决定以在粤作政治资本，为以后与蒋合作讲价钱作准备。他命陈公博、顾孟余抓紧与蒋介石勾结。果然不久，陈公博便从上海传来信息，蒋介石通过宋子文说：“广东要汪先生只是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尸起要。介公辞去国府主席后，党、政两方面均由汪先生主持，介公专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接着顾孟余也来广州对汪精卫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汪精卫见老蒋来请，且价钱远比粤方优厚，便趁北上与宁方谈判之机，带着张发奎由广州去了上海。嗣后宁粤合作，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由孙科组阁，汪精卫还是没有捞到什么实权，便托塘尿病为名住院，闭不见客，实则加紧与蒋介石勾结，他深知如蒋不复出，他的“皮包公司”仍将空空如也。孙科以行政院长统率内阁，蒋介石命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宋子文将国库金银及科长以上部员全部搬走，孙科上台后，发现国库现金空无分文，新政府无法开张，蒋介石又指使流氓特务扬言要焚烧日本使馆，日本在下关江面上的炮舰全部卸去炮衣，黑洞洞的炮口对准南京政府，孙科吓得逃往上海，再也不敢回南京来主持政府了。孙内阁不满一月，便告夭亡。汪精卫潜往杭州，在烟霞洞和蒋介石开秘密会议。不久，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组阁，蒋介石重新上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戈至此，蒋、汪合作告成。
张岑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广州来的。
“德公，我准备率第四军北上黑龙江，援助马占山部抗日。”张发奎一坐下来，便迫不及待地说道。
“啊？！”李宗仁、白崇禧见张发奎突然要把第四军由广西拉走，不由暗吃一惊。李宗仁想了想，说道：“九·一八东北事变，日本占我疆土，杀我同胞，马秀芳率部奋勇抵抗，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荣光，实为将吏之楷模。不过，广西至黑龙江间关万里，向华兄孤军援黑，虽精神可嘉，但又谈何容易？此事还是不要操之过急为好。”
张发奎见李宗仁不放他去，急得大叫道：“马占山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我第四军乃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为何不北上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