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下巴商人正是她的丈夫。她愣了一阵子，既没有惊喜地站起来打招呼，也没叫母亲和孩子，却从怀中掏出一方手绢，抹起那两行如涌泉般的泪水来……
黄绍竑逃到香港后，临时借住在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邓彦华的家里。不久，前广东省财政厅长冯祝万、第八路军总部参谋长邓世增、副参谋长张文，后方四军的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和一批文官戴传贤、朱家骅、邵元冲、曾养甫等也陆续逃到香港。忠于李济深的海军处长舒宗鉴，率领能出海的飞鹰军舰，从黄埔一路开火，打出虎门，也到了香港。他们闻知黄绍竑已安全抵港，便齐集邓彦华家，商量讨伐张、黄的计划。
“此仇不报，非丈夫也！”黄绍竑还未开言，便一掌狠狠地击在桌上。
“黄副总指挥，下令吧！”总部的几位高级将领和师长徐景唐，心里也都揣着一团怒火，他们摩拳擦掌，高声叫喊着准备打仗。
经过一番周密商量，黄绍竑随即发出两封电报，一封发到上海向李济深报告事变经过，一封发往韶关，令桂军师长黄旭初备战亦相机向桂境撤退。另派冯祝万、邓世增乘飞鹰舰到汕头向陈济棠师长通报情况，要他严加戒备。飞鹰舰由汕头返港后，黄绍竑又令送徐景唐师长回阳江，掌握他的部队。同时请戴传贤、朱家骅、邵元冲、曾养甫等搭轮船往上海，把情况详报李济深并转知蒋介石和各方人士，揭露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等的阴谋，在政治上进行声讨。黄绍竑部署就绪，便乘船由香港赴越南海防，然后经河内由陆路回到广西龙州，即再乘小汽轮厂由左江而西江，沿途不停，直奔梧州，调兵遣将，准备讨伐张、黄。
再说李济深随汪精卫由香港乘船赴上海，抵沪即收到黄绍竑等自香港发来报告张、黄于李离穗次日凌晨即举兵作乱的电报，并报已请戴传贤等赴沪详述事变之经过和军事上的部署。李济深阅过电报，并不声言，只是将电文折好装进衣袋里。他心里明白，只要黄绍竑不被谋害，便会有人指挥军事作平叛之举，他远在上海，急也无法，待戴传贤等来之后明了详细经过及事态之发展，再作举动。汪精卫因对张、黄之举早有准备，他之偕李济深到上海，又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发后，他还得施展手腕抑制和羁糜李济深，因此到上海后，他和李济深同住法租界内的一家大旅馆内。下船伊始，汪精卫便见来接的人神色惊惶地急忙将一封电报送给李济深，他心里一动，便断定这是李的亲信自广州或香港发来的急电，必与张、黄之举有关，他估计李济深定会怒发冲冠，甚至当面给他难堪。可是，李济深不但不怒，反而从容不迫地将电报折好装入口袋内，什么也没说，然后与他一道上了汽车。这下，汪精卫倒沉不住气了，他心里反复自问，难道张、黄没有按计划发动？难道李济深早有准备，已派人将张、黄拿住了？他那双善于观风测向，又善于揣度心理的眼睛，用余光在李济深那严肃得略显刻板的脸膛上睦来胶去，但什么破绽也找不到，他只好怀着做贼心虚的心情，装得颇为关切地说道：“任潮先生，广州共产党的势力不容轻视。离粤前不久，广三、广九和粤汉铁路的一千多工人及火柴工人五千多人包围了葵园，高呼打倒我的口号。为了打击他们的气焰，我当即要市公安局长朱晖日拘捕工人首领周文雍等三十余人，工潮方才平息。我最担心的便是共产党乘我们离粤之机，煽动更大的工潮，使广州受到赤化之威胁。”
李济深那严肃刻板的脸上，仍无任何使汪精卫需要的一丝表情，待汪精卫说完之后，沉默了一小会，李济深才平平静静地说道：“赤手空拳的工人不足虑，要紧的是拿枪的共产党。张、黄的部队里，以共产党多而出名，在南昌暴动的贺龙、叶挺，不都是出自他们的部下吗？上月，张、黄将他们的军官教导团由北江调入广州北较场四标营后，上海《申报》即说：‘该团既驻防广州，市内赤色空气，乃愈浓厚矣！’”
李济深既能以柔克刚，又能以柔克“猾”，他平平静静的几句话，竟使心怀鬼胎的汪精卫心头擂起了小鼓。汪精卫此次赴沪，除了为羁糜李济深，让张、黄在后方大干一场之外，他还为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进行活动，争取在会议上抢到党政首脑两把交椅。张、黄部队里确有许多共产党，为此，他与张、黄多次密议解决这些“赤子赤孙”的办法。黄琪翔因军官教导团是由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原武汉军校学生改编过来的，官兵素质和部队作战能力都很强，他既想利用又有恐惧。这个军官教导团好似一颗拉了导火索的手榴弹，握在张、黄手里，当然会炸自己，但如果在适当时机扔出去，又可狠狠地炸倒别人。他们决定因势利导，将这颗手榴弹用来炸李济深，炸黄绍竑。为了笼络和控制该团，黄琪翔曾多次到团里向官兵演讲，极力宣传汪精卫那套“在夹攻中奋斗”的理论，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不使广东为灰色，打倒腐化投机分子，不恶化，不右倾，奋斗到底呈”等口号，并派其亲信朱勉芳任该团参谋长。汪精卫最怕的便是张、黄在发动倒李济深的同时，共产党乘机组织暴动，使李济深和各方据以攻击汪精卫和张、黄，那么，汪精卫企图抢夺的那两把最高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