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人，组成连、排、班。每班十人至十二人，携竹梯一架。每名队员配备驳壳枪、手榴弹、斧头和白布符号。敢死队员登城之后，齐呼‘革命胜利万岁！’，号兵硬冲锋号，各部以有力之轻重火器掩护登城部队扩大战果。攻入城后，第一军之第二师，第四军之第十师肃清蛇山以北之敌，第四军之第十二师、独立团、第七军肃清蛇山及蛇山以南之敌。在李德邻发起攻城之时，唐孟潇应随第八军渡过长江，夺取汉阳，攻占汉口，进出武胜关，截断敌军对武昌之增援。”
李宗仁虽然被蒋介石的“马克沁机枪”扫射得有些昏头昏脑，但见蒋介石决心果断、对形势和战局的分析颇为使人信服，对攻城之部署亦有独到之处，便依令而行。会议结束后，唐生智即受命指挥攻夺汉口的战斗，匆匆驰往长江上游指挥渡江。
当日下午六时，由第四军和第七军编组的九支敢死队约三千人，在中路军指挥部门口的一块草坪上，听蒋总司令训话。蒋介石一身戎装，马靴锃亮，使他那瘦长的身材显得十分精干，气宇轩昂，他站立在临时搭成的司令台上，颇有拿破仑的风度。
“……看到武昌城，就使本总司令想到于惠州城！”总司令的“马克沁机枪”开始扫射了，他那一口浙江国语，在此时此地听起来，使人顿增几分肃穆之感。
“号称天险的惠州要塞，据说在历史上从未被攻破过，我军东征曾受挫于惠州城下。但在第二次东征中，在本军的强攻之下，惠州天险一举而破。那次攻坚战役，本军组织了敢死队，每队前两名士兵，各执党旗和军旗，抬梯子的士兵跟在他们后面，然后，是负有保护任务的三人小组。先导部队以纵队前进。敌人的猛烈炮火使攻城部队失去了很多优秀士兵，他们倒下了，但他们后面的战友立即拿起梯子继续前进。在这里，我要告诉诸位，攻惠州城是我黄埔军校学生军第四团团长刘尧宸率队打先锋，刘团长牺牲在惠州城下，他率领攻城的四十名敢死队员，活着的只有十八人，他的第四团在攻城后竟没有剩下一名军官。面对武昌城，我数万忠于孙总理主义之北伐将士，难道会没有刘尧宸团长这样为革命献身的英雄吗？”
蒋总司令那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在空中有力地挥舞着，劈斩着，象一把闪着白光的利剑。敢死队员们的热血沸腾了。叶挺独立团的敢死队队长，第一营营长曹渊振臂高呼：“打倒军阀！”
“誓死攻下武昌城！”
口号声响彻云霄，攻城军官长李宗仁看着演说完毕的总司令，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李宗仁觉得，蒋总司令的言行神态，象中国的拿破仑，而不象俄国共产主义的传人，虽然他曾遵奉孙总理之命到俄国共产党那里去取过经。李宗仁感到，跟这位神气十足的总司令共事，既安全又危险，安全的是这位满口革命词藻的总司令，不会在中国推打共产党那一套——尽管他现在依靠共产党人丁或许那是确种策略，一种韬诲之术；危险的是，这位总司令使人难以捉摸，他有点看上去象一匹马戏团里驯善的狮子，尽管他可以和你友善地合作共处，但总使你对他放心不下，不知何时他会回头狠狼地咬你一口，使你防不胜防……
九月五日，这是农历朔日的前两天，临近早晨三点，天空暗无星月，大地上一片漆黑，总司令蒋介石身披一件黑色披风，带着一班卫士，突然出现在李宗仁的攻城司令部，李宗仁感到十分诧异，忙说道：“总司令，我军即将发起攻城战斗，我的司令部在敌炮火的射界之内，非常危险，请总司令还是回到总司令部去坐镇指挥。”
蒋介石从容地说道：“我留健生在总司令部照应后方。这次攻城，关系我军之前途，本总司令决心与攻城部队共存亡！”
李宗仁听了甚为感动，但他考虑到蒋总司令未作过下级军官，无战地经验，他的司令部离攻城部队的距离又是那么近，他担心攻击发起之后总司令受惊或是受伤，都将对全军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还是劝道：“攻城牺牲自有我等将士担承，总司令不必亲冒矢石。”
蒋介石拉着李宗仁的手，深情地说道：“德邻同志，我们是换过帖的兄弟呀，情同手足，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之交，在于今日！”
李宗仁看着蒋介石的眼睛——只有在这时，或许是因为有暗夜的掩护，蒋介石又离他那么近，他才敢认认真真地看着蒋介石那双眼睛，平素那双锐利逼人而又阴森冷酷多疑使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里，现在竟变得如此诚挚而热切，充满信誓旦旦的手足之情。李宗仁感动了！但他又觉得，蒋介石的话说得似乎有点多余，因为在战争中，军人之间只有官长与部属关系，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下级听命于上级，绝非兄弟关系之可比。对于违抗命令，临阵退却或触犯军纪者，则无论是父子兄弟，皆绳之以军法。他虽然和蒋介石换帖成了把兄弟，但他并不因为蒋是他的把兄才听形于蒋，而是因为蒋是全军的总司令，他才接受他的指挥，听命于他，对他负责，为他流血牺牲攻城夺地。
这时，蒋介石拿起电话筒，命令道：“我是蒋总司令，我要与各敢死队分别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