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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毛泽东在完成长征后的延安，讲述白求恩来到中国的意义的时候，许多外国人 ，早已在长征的路上成为他的战友。
真正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仅在红一方面军里有：李德、毕士悌（又名杨林） 、武亭、洪水。除李德是欧洲人外，其他三人均为亚洲人。李德的国籍是德国，毕士悌和武亭来自朝鲜，洪水 则是越南人。他们四人都在红军部队里担任高级军官的职务。李德在长征初期的地位自不待言，毕士悌长征前是红一军团参谋长，是在红军官衔最高的外籍将领，武亭则任军委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洪水在长征前是“工农剧社”首任社长。
有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是，在长征开始时，红军部队里其实30余名来自朝鲜的革命者，到达陕北时只幸存毕士悌和武亭两人。
由于身份比较特殊，武亭在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上的资料出现不多。长征后武亭以朝鲜独立的名义在中国创办了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他的声望很高，在1946年被选举为北朝鲜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但是他也不幸成为朝鲜的政坛流星，他的故事在后面还会讲到。
而从朝鲜人武亭和越南人洪水两人的发展路程，后来他们回到各自的祖国效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分别担任了高职，则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胸怀与远见，以及与朝鲜和越南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亲密的渊源关系。
此外还有一位外国俘虏R·A·勃沙特，他是来自欧洲的英国籍基督教传教士。和他一起被俘虏的还有他的同事阿诺利斯·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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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他几位都是东方国家的，勃沙特也只走了长征的一部分路程，因此李德成为唯一走完二万五千里征途的西方人。李德，制定长征计划和长征初期指挥中央红军的“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李德对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的失败和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的名字被写入遵义会议的决议，受到严厉地批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回忆录中无一例外地提到这个具有神话般传奇色彩的人物，李德被冠以“独立房子”的主人，红都的“太上皇”，“图上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李德为“那个外国智囊”。
李德在中国工作7年，其中有6年是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分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李德于1900年出生，原名Otto Braun（奥托·布劳恩），曾用名李特罗夫，在中国期间还有个名字叫华夫。 他出生于慕尼黑，于孤儿院长大。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征召入伍，但未参加战争。
许多史料披露1932年初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派遣来华对付日本间谍的战略情报军官。1933年，李德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邀请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中央苏区。之前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专门发电向莫斯科请示，得到了共产国际批准。
1933年秋，李德刚到中央苏区，博古就拱手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实战经验并不丰富的李德在接受这个如此重要的权力时并没有谦让。一个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也未曾有过指挥作战经验的德国人，却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官，这被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幼稚所致，但同时也说明那群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年轻人对信仰的虔诚。
李德对红军宣布，运动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发展苏联式的正规战。
1934年，他以短促突击战术作指导，指挥了旷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接下来，在长征路上，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在突破湘江一役中，全军由8万人减少到3万人。
李德在红军的声望逐渐下跌，就连最温和的周恩来也不给他好脸色。在遵义会议后，李德彻底失去了他在红军的权力。但李德在遵义会议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然心中不服。红军再次出发时李德要求跟随林彪的红一军团行动，他本来以为林彪会尊重他，却没想到得到了林彪的冷漠。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李德只好又回到了中央纵队。
公正地说，李德无疑是一位小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暂露头角。后来 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战术分析是有几分道理的。
而李德也并非总在做错误的判断，在张国焘搞分裂的关键时刻，李德挺身而出，演出了一出“李德捉李特”的绝妙好戏，用自己尚存的领导身份，揭穿了张国焘手下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煽动分裂的举动。毛泽东、彭德怀也随后到了现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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