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李德。
到延安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的任何会议，他以学习汉语来打发时间。他被安排到延安军事学院工作，与外籍人马海德做邻居，两人经常闲谈以消磨时光。生活艰苦，失落、孤独、寂寞的情绪，使身处异域的李德感到无聊和痛苦，不想再呆在中国，想到苏联去。但直到1939年他才成行。
这一年秋天，周恩来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造成重伤。限于延安的医疗条件，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李德听说后，要求同机前往。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李德突然接到了中央通讯员送来的纸条，上面只有张闻天写的一句话：“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延安机场，有不少人向李德告别，毛泽东也礼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在苏联，李德受到一系列的审查，但他还是比较幸运地没有遭到严重的处分。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国协商后对李德的处理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 ，所以李德可以免予处分。但从此共产国际不会再重用他。
此后不久，李德离开了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开始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恢复了奥托·布劳恩的原名，被分配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德文译为俄文、将列宁、斯大林原著从俄文译为德文的工作。
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被抽调到战俘营去从事战俘管理教育工作。据说李德“以渊博的知识和有说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论据，对被俘德军的军官、将领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原来的德国战俘都很感谢布劳恩为其治好了纳粹病”。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本单位重新去做文学出版工作，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他将许多著名的苏联长篇小说译成了德文，如、《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后来他还当上了东德作协的第一书记，达到了他一生当中仅次于在中国时的另一个事业巅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已经63岁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开始大讲特讲关于中国的事情，尤其是许多世所罕知的属于中国党和国家乃至于共产国际机密的事情。
1964年5月27日，他在作为东德党的主要喉舌的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的署名文章，在其中他大肆歪曲谩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公开向中国党及其领袖以至领导政策宣战。
随后又对其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作了大量补充修订，于1973年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里面详细记载了长征，这本书很快在苏联等国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成为了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歪曲和攻击的重要书籍。《中国纪事》出版后还不到一年，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讣告，宣布“奥托·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3岁”。
李德在中国7年的岁月里，曾经结过两次婚。第一位夫人名叫萧月华，两人是在瑞金结婚的，由组织上安排，为了解决李德在华期间的个人生活问题。萧月华是广东大埔一个农民的女儿，当时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两人语言不同，婚姻生活很不愉快，经常吵架，两人曾经有过一个小孩。但这段“涉外婚姻”在长征后就解散了。新中国成立后，萧月华被授予大校军衔，享受正师级待遇。1983年11月因癌症病逝于广州。
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李丽莲是1937年底同江青一起从上海投奔延安的舞蹈演员，年轻漂亮，活泼开朗，文化层次高，李德对她十分倾慕。李丽莲则看中了李德特殊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越的生活待遇。经过一段接触，他们相爱了，1938年，李德找到了中央组织部书记陈云，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参加党的生活；另一个是申请同李丽莲结婚。对这两个要求，陈云代表组织同意。由于李德的第二次婚姻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所以还算比较平静和幸福。但当1939年李德离华返苏提出带李丽莲走时，因为手续未全没有得到批准。李德只好和结婚不久的李丽莲挥泪告别，独自远归。谁想此一去竟成永别，两人再未谋面。
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并没有提到萧月华这个名字，他只写及了与李丽莲的婚姻。其实李德和李丽莲相处的时间要比与萧月华的短暂。李德在来华前结过婚，他的妻子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两人曾一起被关入莫阿比监狱。
朝鲜人武亭
朝鲜人武亭，在长征出发时任第一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黎平会议后，部队整编，武亭调任红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