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的援军第三营赶到。“（他们）居高临下投入冲锋了。大雾弥漫，枪刀并举，便是所谓精锐的第四团吧，怎么能拦得住呢？没有流血的，只有向后跑。第一营架了机关枪， 对着背后一阵扫射，似乎并不麻烦，一起倒地了，鲜血流入马路两旁的沟里头。”亲临作战的彭雪枫的描绘胜过了任何文学作品。敌人连续组织了6次冲锋，都没有得逞。此时阵地上“死尸堆高了，小河沟变成了红流”。双方相持不下，红军的另外三个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又赶来增援。此时红军的数量足够威猛，接下来正如彭雪枫形容的恰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红军如万马奔腾从山上冲下去，而黔军像池中的鸭子，乱杆打下去之后，只有拖泥带水，边飞边跑，走投无路的，索性缴枪投降，马路两旁恭恭敬敬地站满了投降的敌人。那个胜利的夜晚，在彭雪枫笔下是异常的热闹，“没有秩序的队伍，摆在马路上，活像发了大水似的，前呼后拥，向遵义前进，胜利的欢喜，挂在每个人的脸上，马路两旁的山谷里，回应着歌声、吼声、笑声，前前后后，绞在一起 ，成了一窝蜂。人们简直疯了。”
红军的高兴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这次战斗的胜利意味着他们已经占领了长征途中的最大城市遵义。后来毛泽东在经过娄山关时，心有所动，即兴赋词《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强渡大渡河的17个英雄
1935年5月30日出版的第186期《战士报》，上面刊有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名单，标题为《牲部（即红1军团）强渡大渡河的十七个英雄》，他们是：第2连连长熊尚林，第2排排长罗会明，第3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斗员张桂成、萧汗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4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斗员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这篇报道是这样写的：
“此次担任经冕宁到大渡河的先遣团（即红一团），他们自接到任务后。不顾任何疲劳与困难，每天总以最强的速度赶路；临到河边的前一晚，更以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进行夜袭敌人，占领了渡口。守获了船只，取得了渡河的重要条件。
“天险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江还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兵力以上扼守，‘牲’部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垮，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
强渡大渡河胜利归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赏。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这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在当时物质的奖励似乎比金质奖章要好得多。不过，最令人遗憾的还是，声名赫赫的这17名勇士，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全部都战亡。他们没能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
在大渡河战役上，还有个红军神炮手赵章成的经历非常传奇，当时他只有4发炮弹，却摧毁了敌人的3个机枪火力点，为渡江的勇士们扫清了障碍。在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说他曾在法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显然是误会了，赵章成是原国民党26路军迫击炮手，1931年加入红军，赵章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保持着佛教信仰，不愿杀生，每次作战开炮前他总要祈祷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来找他。这个习惯赵章成直到长征结束后才放弃。他后来在新中国担任过炮兵副司令员。
抢渡大渡河的为红一军团红一团，团长杨得志，这个团资历辉煌。两年后，红一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作为主力团首战平型关；阿部规秀死于“红一团”炮兵连炮火中，“狼牙山五壮士”也是出自这支部队。又过了13年，由红一团骨干组建的志愿军第38军在朝鲜战场上拼杀出“万岁军”称号，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就是这支部队。现驻港部队前身也是红一团。
飞夺泸定桥
这个被康熙皇帝御笔亲题桥名的“泸定桥”，在历史上曾被石达开错失战机而全军覆灭，却成为红军的奇迹。过去写泸定桥战斗的文章，多写红四团的战斗情况。实际上这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是一次统一的战役，而不是少数英雄部队的殊荣。
这次战役被写进小学教材。有一个细节被误传了很久，红军被描绘为“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 ，实际上并非如此。聂荣臻的记述最为准确：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
据指挥这场战斗的红一军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一向稳重的刘伯承在泸定桥表现得有点失态。大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