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盖而得名。枪身较长，结构简单，射击时后座力小、易于控制，具有高可靠性和高准确度。三八式步枪曾大量装备中国军队，尤其是抗日战争结束，侵华日军投降后，缴获的三八式步枪在中国国共内战期间广泛使用。朝鲜战争初期三八式步枪是中国志愿军重要步兵武器之一。
湘江战役
长征最险恶也是最惨烈的湘江战役，发生在1934年初冬的湘江枯水期，刚刚突破了三道封锁线的先头红军得以顺利涉水过江，但后续部队却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抢渡，遭到湘军和桂军的围攻。
红军一再丧失良机，大部队仍按常规行军，每天平均只走30多里，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达湘江边。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红军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红军大部队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碧绿的湘江水，转瞬之间变成一江血水。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两岸的红军战士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双方苦战了5个昼夜。
在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回忆：“军团指挥部完全混在了阵地之中，指挥官们带着电台，直接把命令下达到靠近的部队。译电员们往往一封来电还没有翻译出来，他们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等词，无一不要求战士‘全力阻击’、‘保证时间’……”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国民党部队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但经过红军史上这最惨痛的一仗后，部队由8.6万多人降为3万人。
那是一幅横尸遍野的惨烈景象。萧锋所在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损失过半，他在日记里写到：“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
从1935年1月开始，红军中最重要的几名领导的身份在悄悄地转换。遵义会议形成了几乎每位将领都参与决策的风气，3月31日，林彪和聂荣臻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同毛泽东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意见，这使毛泽东感到应当缩减军事决策的程序，经过开会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王稼祥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从排名上看，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前面。1935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现在大家熟悉的形象有较大的区别，周恩来被一些人称作“大胡子”，而毛泽东看上去却比较文弱。而几乎同期蒋介石也亲自来到贵阳指挥战事。
昆明匪再渡赤水河，窜古蔺，企图渡河。因川军集次于叙永，我第三纵队主力由毕节兼程出赤水河经磨泥赴营盘山堵截，匪不敢迎战，复由二郎滩太平渡渡赤水河回窜黔北。现我军正在桐梓松坎鸡鸣关之线及鸡鸣关遵义间，遵义鸭溪间遵义刀把水间茅台仁怀谭厂长干山风香坝白腊坎鸭溪之线，均建筑碉楼。王纵队魏蒋两部 在茅台小河口布防。侯汉佑部仍在赤水土城之线，沿河筑碉。匪在遵桐以西赤水河以北一带地区，被四面包围中，决难漏网，现蒋委员长在贵阳驻节，部署一切，指挥统一，军心振奋，必可于短期内聚歼之。（廿六日中央社电）
从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开始，红军开始改变一味的退却战术，主动出击，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但是在美国的历史学者杨炳章的研究中却认为：“四渡赤水”的第一次是遵义会议上中央集体决定，因为土城战役失利后放弃渡长江北上，是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主要是毛泽东主张，但不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回师黔北，获得遵义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这次由毛泽东直接指挥，西进主动求战歼敌，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第四次被迫再次东返，随后南下，以后一个月中央红军辛苦转战于云贵高原，并没有达到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据地两项战略目的或其中之一，从而引起党和军队上下的普遍不满，不得不渡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此系杨氏一家说法，无损“四渡赤水”在红军军事史及展现毛泽东军事指挥才华的重要作用。
娄山关
遵义战役中的娄山关争夺战也是异常的激烈。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四个团的兵力。当日拂晓天降大雪，黔军最精锐的第四团对睡梦中的红军反扑过来。红三军团13团团长彭雪枫形容对手“火力之强，扑打之狠，使你不相信那是王家烈的部队。”
不夺回娄山关，遵义难保。关键时刻，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