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员。于是被错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
想象被改变的过程：红军的六个落脚地
红军出发长征是一次军事与政治的战略转移。但最终落脚点选择在哪里，在哪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却并非一开始就明确的。长征的落脚点乃是在行进中不断选择。
对于红军如何选择落脚点的重要问题，在中共党史和军事史的论著中亦无明确论述，并没有被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因而给后人一种印象，仿佛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其实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在长征途中，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红军不断改变落脚点的原定设想和计划，对此，沿途报道长征的《红星》报上均有记录。从以下的整理来看，红军曾经共有6次选择结束时的目的地的机会。
1、湘西
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在《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的社论中指出红军“推动了赣西湘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调动与打击了蒋介石及湘粤桂之敌，保卫了中央苏区，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反攻中的伟大胜利”。
2、遵义
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在《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的社论中写到“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
3、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
1935年2月10日，《红星》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指出：“在我们未到达遵义以前，我们提出了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但是四川敌人却又动员了较大的兵力来对付我们，使得我们暂时不能顺利的向川南前进。为了不致受川敌的牵制而限制了自己的机动，我们转到了云南边，最后才确定了我们赤化的目标是在云贵川边首先是在云贵边来创造我们新的苏区根据地。”
4、贵州北部
1935年3月4日，《红星》报在《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号召全体红军继续打胜仗，以“巩固遵义桐榨完全奠定黔北新苏区的基础”，为“赤化贵州而战”。
5、川西北
1935年4月10日，《红星》报在《一切为着创造新苏区》的社论中提出“目前我们有着顺利的客观条件来创造云贵川新苏区。”5月22日《红星》报发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传达了抢渡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战略决策。6月15日《红星》报在报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夹金山会合的社论《伟大的会合》中又提出新的任务是“赤化全川”。
6、四川陕西甘肃三省
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还有一个计划中的落脚点不曾被《红星》报所知。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曾发言认为应打到苏联边界去。当时红军大受挫折，张国焘分裂出走，只剩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了保存实力，当时毛泽东的观点是“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然后再求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
红军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
1936年2月，长征途中，王震与苗族人的合影。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红军长征期间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里经过的。代表贫苦阶级的红军和地处偏僻生活艰难的少数民族之间，却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沟通。能不能顺利通过情况复杂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就成了长征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红军在长征途中极为重视民族政策，“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句子在当时却是新鲜的口号。
1934年11月底，红军进入湘桂黔边境苗、瑶等族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红军经过苗民地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的牛，这些措施得到苗族上层和群众的支持，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
1935年初，红军进入黔西北、滇东北及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为消除彝族人民的恐惧心理，红军针对彝族的情况印发了布告，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贫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夷人风俗 ，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也就是这份通告首次提到了“长征”两字。 朱德总司令发布的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