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野战纵队随行。毛泽东此时正身患疟疾，出发时身体还处在半恢复状态，面带菜色，精力很差，情绪也很低沉。
这是一次静悄悄的行动。这是一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国民党当局并不具体掌握这次战略转移，在1934年的中华民国里，也许只有江西瑞金的相关民众知道这个行动，外部社会上基本无从知晓。
当时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了解也是恍若隔世。例如在美国报纸《纽约时报》1934年10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中，就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处提到蒋介石，更没有一处说到红军。直到11月9日，《纽约时报》才在一篇不起眼的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4行，登在第6版。
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长征已经开始。
这时期（指第五次“围剿”），我们铸成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1933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和结果和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企图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到西北活动的决议。
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2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在1933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