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中共党史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目前看来最科学的一种说法则是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入手，从队伍集结开始计算，得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1934年10月7日开始，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江西的兴国、石城和福建的长汀撤出防御阵地向于都河（即贡江）北岸集结。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从瑞金的梅坑、田心、九堡等地向集结地开进。至15日，各部队在于都河北岸集结完毕，并进行了时间不等的休整和人员、粮食、物资、武器、弹药的补充。10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各军团和军委直属部队8.7万余人渡过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通常都认为1934年10月10日是红军总部长征的出发时间，但经核实史料，10月10日晚，红军主力还在兴国、石城、宁都等县，瑞金、于都境内根本没有红军主力，最早到达集结地的红一军团也是在10月11日晚到达于都的段屋、宽田地域。10月10日晚是党中央、中革军委所在队伍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向集结地于都河北岸开进的时间，而不是长征出发的时间。
实际上，长征出发地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整个中央根据地 （范围包括于都、瑞金的全部，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的一部分以及赣县、安远同于都的交界地区）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但对于整个红一方面军，总的主要的出发地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总的集中地——于都。红军主力在出发前集结在于都河北岸，较之于集结在瑞金附近显然更有利于隐蔽，不易被敌军发现。而且，当时红军已和粤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借道，于都正处在粤军让路的位置。
1936年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有一篇《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首页一开始就是10月16日长征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里程也是从于都开始计算的。
1934年10月16日晚上，中央红军主力夜渡于都河的时候，于都县城的居民，包括周围的老百姓，都自动赶来送行。于都河两岸，站满了送行的老百姓，这是真正的骨肉分离，10万人的红军，大多数均来自赣南。
时为红军前二医务所卫生班长的钟明回忆说，“人太多了，我们当夜抵达，排到凌晨才过河。一长溜一长溜的队伍，全都不认识。”在夜幕下，605米宽的于都河面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桥，挤挤挨挨的人影一个接一个往前走，静得悄无声息。
这是一次严格保密的军事行动，老百姓们不知道部队要到哪里，只知道自己的亲人要出发到远方打仗去了。因为是夜晚渡河，行军部队都打着火把，送行的人也打着火把，依依不舍地唱着《十送红军》。
《十送红军》，这是一首当时广为流行的江西民歌，后人都以为它是专门为红军长征撰写出来的，而实际上它歌唱的是1929年底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下的红四军在第三次围剿中撤离井冈山时的情景。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军委、红军总部撤出瑞金的标准时间是1934年10月10日的傍晚5点。当时离开瑞金的地点有五个：马道口、梅坑、田心、洋溪、九堡。
尽管是整个苏区核心机构的转移，但出发的时候并没有办法讲究形式，非常低调。第一个行军方向的箭头 是在“马道口”用白石灰画下的；其他几个出发的地点当时都没有吹号，只有“梅坑”出发时吹过三次号：第一次是“准备”；第二次是“集合”；第三次是“出发”。
中共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走留
名单由博古负责；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政负责人决定后报“三人团”或者中央书记处审批。但博古等人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的去留名单时，带有很强烈的宗派倾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将一些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认为有“右倾”错误的人给留了下来。起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想带走，在周恩来的力争下才没有实现。
因为工作需要而留下来的人员主要有：项英，梁柏台，刘伯坚等人；有些是因为患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陈毅，陈正人等。当时受命留下来的陈丕显后来回忆，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
瞿秋白，这个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理论家、著名的文化人，当时正担任苏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及《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已患有严重肺病，曾请求随军，他受到其他领导人的排挤，没有得到批准。瞿秋白于是把战马送给了年岁已高的徐特立，把自己的长衫送给了冯雪峰。5个月后他在长汀梅径岭被捕，终被杀害。
毛泽东比中央迟出发了两天。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和他的警卫从瑞金附近的于都出发。他为长征准备的行李是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他被安排与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