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纪录者其实是斯诺。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辗转来到延安——在当时比去西藏更艰难，在这里，他似乎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待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现象都是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斯诺的‘发现’，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感动人的不仅是那个未知的地域的‘奇迹’，还有创造奇迹的人。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白晋是法国传教士、康熙的老师，曾著《康熙帝传》），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
埃德加·斯诺的旅行，是随后一系列西方人到红色中国“朝圣”的开端。这些“朝圣者”从记者、作家到军人、政客，在1936-1945年间访问中国红色革命区。在他们的笔下，位于陕北的革命区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就像是一个政治乌托邦，犹如霍尔多·汉森（上世纪30年代美联社驻中国记者）所说的，“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但真正描述红军那段长征史，则成为这个奇迹的某个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历史引人入胜，是因为他们将中国放在一个变化的全球图景中来看待。”而长征作为一个新式传奇显然充满着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传奇及神秘之处。这些故事从一开始就代表了西方对于中国最深的怀疑与好奇？
那个时代的传说中的让西方恐怖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
斯诺称“在世界各国中，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在斯诺看到的那些红军，是这样一些既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先进性的军队。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共产党员是允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却遭到了委员长的清除。这是为什么？热情的斯诺是带着无数的疑问走进苏区的 。这些问题包括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么娱乐、怎么恋爱、怎么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吗？这些至少有上万个疑问，成为重要的理由，促使斯诺发誓要亲自去看看 。
而对于历史来说，一切的质疑不过是回到常识的开始。
这本回答这些单纯问题的书出版后，《时代》杂志在一九三八年，长征结束两年，红军的名称彻底消失，被称为八路军的时候，用了几个版面，大方地夸奖了这个红色的政权。因为国共即将要开展他们的合作，狠狠打击越来越全球化的国际战争的敌人——日本。
歌德曾称历史为上帝的神秘作坊，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磨盘转动的声音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认识。任何伟大的故事的开端总是因为有着优异的敌人或者对手，有着众所周知的恩怨、党争、伐异、立场、主义、兄弟或者江山。
历史总是由两个人结成同盟，上演各种不同的戏剧。这两个人分别被对方称之为敌人，或者对手。毛泽东的敌人当然是当时强大的蒋介石，这也使这场戏剧的一开始显得有些非常不对等。一支流亡的部队，仍然没有形成的核心，处在边缘立场，多灾多病，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毛朱们。一九三五年的委员长兵强马壮，良将无数 ，精兵在手，拥有人民，政府还有亲政府的媒体。但故事的开始与结束总需要时间来给予点评，如果蒋从清党的开始，到一九四九年的结束，到离开这块他曾是主人的土地的过程就知道结果的话，蒋还会发动清党，杀害共产党人，拒绝无数次试图和解的共产党员们吗？如果是另外的写法，长征的结束与开始也就显得无足轻重，历史可能会以另一行诗句开头。
但这行诗的写法显然属于毛泽东的格律。
在这场从一开始没有开头，也不知道目的地与结束的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进行的就是将是一次漫长的长征的时候，毛就在对手的帮助下，一步步地走到了我们可以瞩目的顶点……
茨威格在陈述他为何要写《人类群星闪耀时》的理由时称，“……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位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一样，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将决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就象避雷针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挤在最短的进间内发生。那些平时慢悠悠顺序发生的事件也都往往压缩在这最短的时刻发生。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段决定性的准确的话语定义得好极了。还需要补充的是，历史总是以悖论作为演讲的中心词。委员长帮助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在红军中的核心地位，他打败了一个个曾是毛的领导的人。然后把毛赶到了延安，一块遥远的边地。毛又用了八年时间，与大家静候日军投降，又用了三年时间，将委员长赶到遥远的小岛上。
这场博弈只能用历史的结果来评论。
毛曾很喜欢他的对手们。既使在蒋先于毛去世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