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一定防线，以其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先生其亦有意于一新此民族壁垒而首先在西北实现乎？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已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政策，将千百回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将何以自处耶？”
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给国民党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写信。信中写道：“宗南同学：前由沪上转致一函，不知能达左右否？兄十年‘剿共’，南北奔驰。今番转师南下，兵不血刃，不可谓非蒋先生接受国内停止内战之一致要求为国家保此元气也。今闻兄已奉命来陕，重整师干，向红军进攻。在蒋先生或以为红军非易与者，非以重兵压境不能逼使就范。但兄不能无视过去战况。远者不论，松潘之役，兄固控制战略要点矣，且更借自然屏障，企图困我于蛮山草地，然包座之战竟不能阻我长驱。今者形殊势异，我三个方面军已联成一气，所求者又在北上抗日。兄率孤军深入，匪特名不正言不顺，即以势言也不利。且兄更不能无视日寇侵入西北之急，相凋则徒损国力，相持则坐使日寇收渔人之利。
“西北再失，则同陷浩劫，同为奴隶，尚何胜负可言！故红军非不敢言战者，更非压迫所能就范者，要以国脉垂危，诚不欲斫伤过甚，是以不惮再四呼吁，祈求停战御侮。现特再以共产党致国民党公函附陈省览，希加审察。吾侪均为有民族血性者，又同与于大革命之役，虽中经乖异，但今当大难，应一切以救亡为前提，共矢御侮真诚，吾兄其有意乎？夙闻黄埔同学中，颇不乏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蒋先生亦曾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言，兄果能力持大义为同学先，则转瞬之间，西北得救，合作告成，议于蒋先生，一面按兵待命，犹愈于拼命屠杀为国人笑。此为国家留元气，为抗战保实力，不仅民族之幸，抑亦兄与蒋先生之所福也。倘愿遣使相商，尤所盼祷。”
九月二十四日，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离开保安，赴上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他身上除了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外，还带着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共八条，最重要的是前五条，即：㈠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㈡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证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㈢必要步骤：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二、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三、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四、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五、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六、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㈣两党各派出同数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㈤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不久，张子华回到陕北，这回同时带来两样东西，一是曾养甫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信件，二是给周恩来准备的护照。十月八日，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是停止内战，准备抗日。
这时候，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件”之后，即腾出手来处理西北问题。他调兵遣将，大军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并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问题。原来，先前与中共接触谈判，不过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早在向陈立夫布置谈判时，他就制定了对中共的方针：“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来解决。”现在，他认为消灭红军的时机已到，便亲赴西安部署指挥对红军的“围剿”，并扬言“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在此种情况下，国共高层人员的谈判计划搁浅。十月十四日，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先由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初步谈判。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将此决通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
尽管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大举“围剿”苏区